春节前，各级禁放办在南京市贴出《2007年春节期间实行烟花爆竹有限开禁的通告》及燃放区分布图2万余张，但烟花爆竹燃放在这个春节里，堪称泛滥。

　　是私自燃放爆竹的市民们目中无法？还是禁放规定本身即与现实脱节？记者采访了多位资深律师和学者，评析烟花爆竹设禁中人们的活动规律，及通常法规得以执行所依赖的路径，以期能给政府以后的决策提供参考。

　　市民不守法？

　　采访中，几位生活在南京的专家对今年春节烟花爆竹燃放的评价非常统一：“失控”、“混乱”，这使得此讨论具有实际意义，因为对论点有了共识———政府划定了烟花爆竹燃放区，但相当一部分民众不买账，违反规定在法定燃放区外私燃乱放。

　　但专家们没有能搞得懂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今年放得会这么多、这么密？

　　“南京禁放烟花爆竹从1994年开始，2005年春节开始有限开禁，有限开禁已经是第三年了，过往的两年里，小区里能听到一两声爆竹声已属新鲜。”江苏圣典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严国亚律师说，今年是反过来了，哪个小区没人放才叫真新鲜。

　　许多分析说，这样的情形当属市民“压抑以久的情感层面需求得到了释放”，东南大学法学教授杨解君则认为是行政机关的管控没有到位。

　　有意思的是，在分析私放烟花爆竹的市民行为时，几位专家在采访中都提及到了另一个现象：闯红灯。

　　“从众心理往往主导着人们的边缘行为，特别是对抗法规时。”严国亚说，在路口，人们单个站在那儿等绿灯时，往往是规矩的，但如果是一群人，事情就很难说了。

　　“如果有交警站在路口，大部分人不会闯红灯；如果有巡逻的民警经过，想必大部分人也不敢当面放烟花，但如果没有警察在，就很难说了。”上述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专家认为。

　　从众是一个方面，对警方不可能“动真格”的心理预估，也是市民有恃无恐的另一个原因。住在马府街的一位郝姓市民称，自己放烟花一是因为想逗孩子开心，二也正是因为小区内的烟花爆竹放得“震天响”，人人都在放，所以自己便“顺应着”到附近买来了烟花当街燃放。

　　记者未能获得警方的解释，但从其前日公布的消息看来，市民们的判断可能得到了验证：节日期间，共有56名私自燃放者受到了治安警告处罚。虽然警告也是处罚的一种，但到底有多少威慑力显而易见。

　　法规不守俗？

　　杨解君教授将“满城开烟花”的现象直接归咎于禁放规定自身。

　　“就全国范围来说，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规定也是越来越‘法不责众’，受到很大挑战。结果是，许多原本禁放的城市，现在则开始解禁，或由‘全面禁止’转向‘分时分段禁止’。总体上来说，燃放鞭炮的违法人数可以说是在上升的。执法人员甚至常常也是‘袖手旁观’。”

　　杨教授举的另一个例子是随地吐痰，他称随地吐痰在北京受“禁”后，得到了相比烟花爆竹较好的效果，产生差别的原因是因为这两者与社会规范的关系。

　　他说，在“禁止随地吐痰”的法律公布之前，市民中早已有了“不要随地吐痰”的社会规范。即便是没有法律的规定，假定某人在人口稠密的地方吐一口痰，也会受到周围很多人的鄙视。而烟花爆竹燃放恰恰相反。

　　“过年放烟花爆竹是千百年的习俗，即法律意义上的‘公序良俗’，人们对这一行为通常是给予正面的评价。”严国亚律师说。人们在年节放爆竹求的是平安吉利，也能从中获得老少皆宜的娱乐和欣喜，这与社会规范是符合的。

　　“法律在多大程度上有效，取决于社会规范在多大程度上支持它。如果法律偏离了社会规范，执行成本就会提高很多，甚至根本得不到执行。”知名学者张维迎曾这样说。

　　禁放路何在？

　　网上有以“政府的尴尬和出路”为题的文章对禁放政策提出过质疑，快报昨天的报道中，更有专家提出“执行不了，不如废除”的观点，相关部门面临较大压力。

　　据悉，2006年春节有限开禁结束后，南京市禁放办曾向南京市政府递交了《关于2006年春节烟花爆竹禁放及有限开禁工作的情况报告》。报告称，传统禁放区和有限开禁燃放点总体情况安全平稳，“点上开禁，面上禁放”的有限开禁模式，全国只有南京等少数城市在采用，工作中仍面临一些问题。

　　因此，禁放办针对南京本地的情况，曾对2007年有限开禁工作提出建议，核心是希望效仿北京模式，实行“点上禁放，面上开禁”。

　　“从前两年实行的情况来看，现在的做法根本不能遏制市民大规模违规燃放的现象。另外一个考虑便是，禁放期间，南京投入巡查和安全保卫工作力量近2万人，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他工作的力量。”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南京禁放办表示，根据今年的情况，他们还是会向南京市政府递交有关报告，提出相关建议。

　　快报记者 田雪亭 言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