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夏天，《世界文学》杂志社在乌鲁木齐举办了“世界文化中的和谐主题”学术研讨会，我在发言时说：“新时期以来的中国作家也许可以分成这么两类：读《世界文学》的与不读《世界文学》的。我相信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作家。”此话引起了许多与会者的共鸣。窃火者、桥梁、拿来主义、文学启蒙……这些词汇用在《世界文学》身上是毫不过分的。现在，这位窃火者为我们送来了一份令人惊喜的礼物：《〈世界文学〉50年诗歌散文精选》，包括诗歌卷《水怎样开始演奏》和散文卷《偷听谈话的妙趣》。

　　这是两本给人带来无限阅读享受的书。形式感很好，礼品包装，图文结合，用纸考究，在视觉上有一种新的美感和冲击，是书籍装帧艺术的一次突破。更重要的是在内容上，体现了一种开阔的视野，一种海纳百川的包容性。这些诗文是从《世界文学》300期的6400多万文字中精选出来的，是精选中的精选。与现有的任何一种世界诗歌和世界散文选本相比，都丝毫不逊色，而且有自己的独到之处。

　　好的翻译是一种最佳的移植、对位和呼应。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要求的信、达、雅，更是对译者鉴赏力、想象力与创造力的一次综合考验。因为好的译笔是再创造，开拓了一种文学在母语世界之外的可能性，成为文学与文学、心灵与心灵之间的“桥”。这套书中有许多这样的“桥”———作者与译者之间的“桥”：莎士比亚与卞之琳，泰戈尔与冰心，朗费罗与查良铮，惠特曼与徐迟，歌德与冯至，布莱与王佐良，达·芬奇与朱光潜，福克纳与李文俊……大师的诗文，大家的译笔。这使《〈世界文学〉50年诗歌散文精选》成为值得我们信赖的书。

　　“在人迹不到的溪径上，/池塘边缘的草木中，/避开了那种炫耀自己的生活，/避开了一切已经颁布的标准，/避开了欢乐、利润、顺从，/太长久了，我用这一切饲养我的灵魂……”这是惠特曼41岁时写下的诗，渴望一种“并不炫耀却包罗万象”的生活，它好像是写给我的41岁的。而在读到危地马拉诗人阿斯图里亚斯的《死去的父母》时，我的感动久久地停在那里：“有生命的一切，哪里会有死亡？/死亡是虚构的谎言，因为一切人都将在无数的后代中重生。//种子用秘密的钥匙把坟墓打开。/我的父母永远活在/风、雨和飞鸟的心中。”

　　而两位选编者对诗文的点评，寥寥数语，精彩独到，常有点睛之笔。如高兴先生在谈到惠特曼和阿斯图里亚斯上述两首诗时分别写道：“有人说惠特曼的诗像演说词、意大利歌剧和他最心爱的大海。有道理。”“在爱的光芒中，死亡成为‘虚构的谎言’。”

　　有一位新疆的小说家曾劝我不要写诗了，因为按照他的说法，写诗是没有出路的。在这里，我想引用泰戈尔《孟加拉风光》中的话来回答他的好意：“我不知道为什么写着一页一页的散文也没有给我以写一首诗那么大的快乐。一个人的种种感情，在诗歌上就能以完美的形式来表达，就仿佛能用指头拈起来似的。但是散文就像满满一袋松散的东西，又沉重又笨大，不是随便地提得起来的。……如果我能一天写一首诗，我的生命将在一种喜乐中度过；虽然我侍弄诗歌已经有几个年头，但它还没有被我驯服起来，还不是那种让我随时套上马头的飞马！”

　　当我们在面对身边的问题时，常常是可以用《世界文学》来作出有力的回答的。因为它包含的智慧和思想，已远远超出一本中文杂志的容量。

　　普罗米修斯并不遥远，他正行走在我们身边！沈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