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两会”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每天都会传出些彰显着时代进步的两会“新风”。2月6日有报道说，宜宾人大常委会制定了《宜宾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约见国家机关负责人暂行办法》，规定人大代表可单独持证到基层调查了解情况，发现问题后可约见相关部门负责人；被约见的负责人不得拖延、推诿和回避。

　　其实，人大代表约见政府官员随叫随到，这并非某地为人大代表新创设的一项权利，约见权并非什么新权利，我们的宪法和全国人大组织法早就赋予了人大代表这种权利：人大代表享有约见、质询、成立特别调查委员会等多项监督权力，可依法约见本级和下级有关国家机关负责人———也就是说，法律早就赋予了人大代表这种权利，只不过因为代表懒政、制度惯性等原因，这种权利处于事实上的睡眠状态，只存在于纸面上。但权利休眠不等于没有权利，如果我们的人大代表有着强烈的履职冲动、强悍的代表意识和强势的权利追求，根本无须地方人大再作什么规定，无须再被动地等着谁的重申或看谁的脸色，完全可以以积极的实践和主动的用权去激活这个休眠权利，直接在基层调查中依法约见官员，官员不接受约见的话就起诉他。经过实践这么一搅动一推动，一个休眠的权利就会从纸面走向实践，从而沉淀为一种习惯权利。

　　质询权原本也是一种休眠权利，自从去年两会中钟南山积极使用了这个权利后，这种权利就被成功地激活了：看今年的地方两会，重庆政协委员质询教育官员，广州人大代表质询市建委———高调质询成为问政常态，质询权告别休眠，就源于代表委员们的主动激活而非领导表态或等着组织撑腰和授权。

　　谈到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人大代表权利时，常有人说制度不完善、代表缺乏权利。其实并非如此，我们的制度实际很完善，代表的权利也很充足，只不过那些权利都处于没人用的休眠和花瓶状态：比如人大代表有罢免权，可以提出对本级国家机关组成人员的罢免案，多大多好的一种权力啊，可失职官员层出不穷，哪个代表用过这种权利？比如提议组织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权，公共事件频发，几个代表用过这种权利？体制制约确实存在，但人大代表是有主观能动性的，很多时候人大代表不能等着组织的授意或上级的准许，人大代表不是对上级而是对委托自己参政议政的人民负责，要有积极争权、主动用权、穷尽手中每一寸权力的意识，有权不用、有权不争、有权不激活即是一种失职。一个代表尝试去激活一种休眠权利，在舆论和民意的声援下，再强大的体制弊病也阻挡不了这种激活力量。

　　在激活休眠权利这方面，普通百姓比一些人大代表积极多了，这几年民间维权运动风起云涌，王海通过买假打假，郝劲松起诉铁道部，周泽就养路费上书人大———这正是平民通过一个个影响性诉讼和行动激活民权的尝试，正是在这些公民行动的激活下，消费者权益、纳税人权利等许多处于休眠的民权变成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习惯权利。相比之下，许多人大代表有这样的勇气和热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