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荣贵（左二）和他的兄弟们索要工资无望，一脸的无奈。

　　岁岁年年人相似，和去年春节前相比，“包工头”余荣贵除了由39岁变成了40岁，还真没什么变化———仍然带着民工做工程，在灰尘和瓦砾中度过酷暑严冬，一样的被人拖欠工资。

　　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去年被欠了17万，今年是30万；去年他因欠钱被手下民工打伤，经快报讨回欠款过了个安稳年，今年，他暂时还没有被打，但被欠的钱依然毫无着落。

　　老余这两年

　　清晨6点，余荣贵在迷糊中醒来，他看了一下手机，才睡了三四个小时。这几天，余荣贵睡眠特别差，延续着去年这个时候同样的噩梦：一闭眼，满脑子盘算着的都是钱，找谁能要到钱？找谁能帮上忙？

　　余荣贵是江西上饶人，是20年前最早一波民工潮中的一个，有着辛酸的奋斗史。最早的时候，他到离家不远的景德镇做瓦工学徒，在积累了些见识后，他只身一人去了东北，继续做瓦工。

　　一直到2004年，余荣贵来到了南京，做起了包工头。

　　虽说是包工头，余荣贵自己觉得比民工还要辛苦：先得费尽心机去争取工程项目，再招募民工“团队”，进入工地后，余荣贵即成了这个民工大家庭的家长，也成了他们的保姆。

　　他得周旋于大工头、开发商、几十名民工间，监督民工工作质量的同时，也要想方设法改善他们待遇以提高他们的积极性，这就是他的全部工作。

　　“为的就是赚钱，”余荣贵不讳言自己是在赚取承包收入和民工工资之间的差价，他有一个沉重的家庭需要背负，两个孩子，一个高中，一个初中，全都是用钱的时候。

　　包工头也早已不是人们印象中的暴发户了，余荣贵的小儿子就读的，是南京的一个民工子弟学校。

　　但余荣贵在南京的第一步就受挫，2004年，他带着30个民工干的第一个工程即遭欠薪水，这一拖就是两年，直到2006年春节前，建设方也没有把17万的工资给他。

　　余荣贵是一路问人问到了快报所在的东宇大厦，记者清楚记得去年与他的第一次相见，他的脸上和手上都带着新鲜的伤痕，说起话来眼角的伤口还被牵动着，疼得他直皱眉头，“工人等得急了，把我围起来动了手。”

　　当时39岁的余荣贵看起来足有四五十岁，他说自己不抱怨工人的鲁莽，因为自己确实欠着他们的工钱。

　　在经过记者近一个星期的协调后，他终于从建设方手中拿到了全部17万的工资。

　　过完新年，余荣贵又继续干起了自己熟悉的包工头，这次他带着60个工人进驻浦口的江岸水城楼盘工地，一干又是一年，只是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又被建设方拖欠了30万的工资。

　　余荣贵今年再来快报已是轻车熟路，他解嘲：“去年那时常跑快报，我想得起来报社怎么

　　走。”脸上没有了伤痕，但还是一样的显老，胡子凌乱，眼睛充满了血丝，“过年没几天了，只好再来找快报帮帮忙。”

　　“不许打人！”

　　又是一天奔波无果，余荣贵到了凌晨才渐渐入睡，没想到早上6点又醒了。余荣贵逼着自己闭上眼睛，却被一个电话搅乱。

　　“老余啊，不能再等啦，今天我们到售楼处去要钱吧，我们几个人都说好了！”打来电话的人也是一个包工头，和余荣贵一样承包了浦口江岸水城的部分项目。

　　余荣贵急了：“好，我现在就起床，你一定要告诉兄弟们，不许打人，不许骂人，大家坐下来慢慢谈。”

　　匆匆穿上衣服，余荣贵急急忙忙洗了个脸，来到了民工的住处，通知他们到售楼处集合。同样快被工资逼疯了的民工们一呼百应，到8点多钟时，20多个民工陆续来到江岸水城售楼处。

　　余荣贵在人群中东奔西走：“你们一定不能动手，也不能骂人，只要告诉开发商我们没钱过年就行了。”

　　这个工程是在2005年初接下的，甲方是鸿仁房地产公司，乙方是南京建工集团，余荣贵等几个包工头从乙方拿到了土建、外墙、油漆等承包项目。

　　去年11月，楼盘交付，开始承诺的“完工就给工资”却成了一句空话。跟着余荣贵干活的民工共有50多人，眼看着快过年了，余荣贵为了安抚手下的工人，先自己垫钱，让家在四川、贵州等路远的工人先回家。

　　现在有20多人留在南京，大多是余荣贵的老乡。余荣贵说自己只好先委屈他们一下，因为这些工人都跟着他干了几年，“有难同当”被他用来说服自己的老乡们。

　　又一天白忙

　　几个包工头手下的一百多个民工在售楼处苦等，一等就是两个小时，上午10点，几个民工突然喊了起来：“有人来了！”

　　“呼啦”一下，上百人涌到了门口。几个民警已经站在门口维护秩序，他们拦住了民工：“你们不要激动，派几个代表来谈。”余荣贵等几个包工头进了售楼处，和鸿仁房地产公司分管销售的杨总坐下来谈判。

　　杨总拿出一份2月2日签订的协议，鸿仁房地产公司在近日支付给了南京建工集团460万元，这笔款项是合同之外的预付款，用来“支付民工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