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2月2日，夫妻俩在女儿脖子右边触摸到了中指指头尖那么大的小肿块，第二天孩子就被送到了医院。

　　中山三院一度寄托了他们相当大的希望，接诊时儿科一位老教授承诺说，“肯定治好”。

　　即便每天输液近10个小时，额头、双手、双脚满是输液留下的针孔，但肿块还在孩子的脖子上缓慢增长，喉咙受到压迫的孩子，哭闹声变得沙哑，体温也常烧到39℃以上。

　　治疗进展并未如料想般顺利。起初的抗炎治疗用了两种抗生素，排查了淋巴结炎等多种病因仍未确诊。张玉升回忆，12月16日前后，这位老教授动员家长，孩子需要注射丙球蛋白（即“佰易”），以提高免疫力。

　　一个半月后，张玉升还念念不忘当时的一些细节，比如，老教授承诺这种药肯定能让孩子恢复健康；比如，三天之后仍不见效，老教授把剂量用到了最大。事后张玉升一直为此后悔，如果当时在频繁动员之后，他坚持不使用这种血液制品，如果当时医生把血液制品的潜在危险当面讲清楚，就不会有后来所发生的一切。

　　接近400元一瓶的药品共打了5瓶，每瓶5克，这让母亲邹艳觉得心安，她愿意相信这名老教授的话。她记得，24斤的孩子注射佰易之后，老教授查房时抚摸着孩子的肿块喃喃地说“怎么还不下去呢？”

　　被绝望击中

　　这种在输液后瓶子里会留下白色泡沫的药品，并未能如那位老教授所言那般奏效。孩子的父亲坚持要转院。

　　从中山三院打车到儿科实力更强的中山二院之后，格格的病情引起了数位教授级医生的关注。母亲邹艳回忆，他们大都看看摸摸后，摇摇头叹息着走了。

　　去年12月31日19时迎着医院下班的人流，孩子再次被推入磁共振检查室，揪心的母亲选择远离诊断室。此前孩子曾做过4次检查，每次都半途而废，尽管娇小的身体被注射了强力催眠药，但磁共振机器那像掘地机样的“咣咣”响动，还是让孩子痛哭着醒来。

　　这次检查成功了，但噩耗也由此带来，磁共振的操作医生对张玉升说，“我在腹腔看到肿块了。”此前医生曾告诉过孩子的父亲，如果在腹腔发现肿块，那就意味着是肿瘤三期或四期。就在检查室前，夫妻俩放声痛哭。

　　张玉升随后把磁共振操作医生的口头结果告诉了儿科医生，还有相熟的口腔科教授等，他们都一致判断基本是肿瘤晚期，但最终的确诊，还要等待活检的结果。

　　被绝望击中的父亲，第一次感觉下楼腿软、下楼就忘记了要买什么，视线里不同年龄的女性，都会让他想象那是女儿可能失去的人生。

　　格格重生

　　元旦假期，孩子在支原体发炎药物作用下的肿块，却出现了细小的红肿化脓迹象。

　　元旦假期前，中山二院黄花容医生曾对家长说，“你们就死马当活马医吧，反正假期做不了活检，就用三天的抗支原体感染的药看看效果。”事后来看，这句轻描淡写的话，成为格格“起死回生”的关键。因为在去年12月31日，格格的支原体检测显示受到感染，黄花容便就此开出药方。

　　活检手术前一天晚上，父亲决定给格格拍些照片留念，此举遭到了母亲的反对。最终照片还是拍了，但其中没有母亲。母亲邹艳哭着按下了快门，她的双眼已经太过红肿，她拒绝跟孩子合影。

　　1月4日凌晨1点多签了手术通知书后，在中山二院的儿科病房里，整整一个晚上，张玉升抱着孩子坐在昏暗的走廊里。他感觉时间既太漫长又太过短暂，“最后一次孩子安详地睡在怀抱里，竟感觉到她的生命像一个小船，越来越远，无法控制。”早晨，医生给格格换上了比她大几号的手术服后，把她推进了手术室。10分钟之后，医生兴冲冲地从手术室里出来说，“不是癌症。手术不用做了。”和初闻噩耗时一样，夫妻两人在手术室门口抱头痛哭。

　　没想到回到9楼儿科病房里时，心又悬了起来，医生说不要高兴得太早，需要看最后的磁共振腹腔检验结果。

　　下午，拿到核磁共振报告的张玉升才彻底放心，没有癌细胞，更没有扩散。

　　怕老头出事，喜讯一开始没敢告诉格格的外公，直到外婆看他又一次坐在沙发上痛哭才不得不说了出来。

　　再次打开的恐慌之门

　　伴随着肿块逐渐离开格格的脖子，格格的父母感恩着宴请了好心人，退还了捐款，一家人筹划着去海南旅游庆祝劫后余生的当口，又一次打击不期而至。1月24日，张玉升看到报纸上的“佰易”“丙肝”大字，马上抓起手机给妻子邹艳打电话，让爱人查病历核实是否女儿曾经注射过广东产的佰易丙球蛋白。

　　外婆听到这个消息时正喂格格吃饭，勺子一下子掉落在地上———格格正是注射了那些怀疑含有丙肝病毒的药品。

　　来自北京的消息说京城已有不少患者“出现不良反应”，这加剧了格格一家的恐慌。邹艳上网查了相关的报道时，顺便搜集了一下丙肝资料，发现这是一种1989年才真正被人类发现的病毒，对比名气更大的乙肝，丙肝更可怕，“相当比例的患者会发展成肝癌。”

　　他们致电中山三院想得到更多的信息，但一个医生对他说，“你女儿出现在我们的名单上，目前没有任何通知。

　　次日，张玉升起床之后没来得及刷牙，单独告诉了邹艳。他注意到，当时妻子紧紧抱住女儿，没有任何表情。

　　佰易事件之后

　　1月25日一大早，格格重新出现在广州的两家大医院里。当天，父母带着她进行包括丙肝在内的四五种检查。

　　德国的医生和广州一位权威医学教授都说，血液可能不只含有一种病毒，更为稳妥的办法是找两家医院，多做几个项目避免误差。

　　格格被扎哭了很多次。细心的父母留意到，患病之后格格变化了不少：看到白大褂她就开始哭；人生第一次学会了说“不要”这个词；还学会了给家里绿色小鹅玩具量体温；还学会了伸出一根手指往另一个手背上戳，这是打针。

　　1月26－30日是等待的煎熬，网上充斥着全国追查药品的新闻。张玉升本想从广州媒体看到些利好消息，但找不到关于佰易事件的报道。

　　反倒是外地的媒体为他呈现了可怕的图景：那家药厂伪造批号、使用问题血源制造的丙球蛋白，通过竞标在广州各大医院被使用。

　　30日，张玉升拿到了孩子的检验报告，证明所有的指标都是阴性。这跟当天卫生部公布的初步专家论证结果是一致的：“经对患者随访、检测，以及对问题药品的丙肝风险研究性评价表明，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丙型肝炎病毒的存在和感染。”但在家里，外公外婆还是会不断地端详格格的脸色是否有肝病的黄，连他们都知道，丙肝和一些病毒都有潜伏的“窗口期”，以后每隔3个月仍要去检查一次，孩子仍要被抽血。

　　“为什么问题药选择了我女儿的身体？她是不是绝对安全的？”2月1日，年轻的父亲带着一个家庭的疑惑，出现在医院和相关部门的大楼里。但都没给他确切的答案。

　　《新京报》供稿

　　1月4日下午，确定不是癌症的格格重新展露久违的笑容。很快，这个家庭再次面临“佰易”事件带来的恐慌。

　　短短两个月里，因为只有16个月大的孩子两度踏在生死边缘，整个家庭也两度陷入恐慌。

　　起初，孩子被怀疑是恶性淋巴癌晚期；之后又迎面遭遇了佰易事件带来的恐慌———治疗过程中她被注射了5支佰易丙球蛋白。

　　父亲说，如果孩子真的患了淋巴癌，那是天灾只能认命，但佰易事件则是人祸，让人更加难以接受。

　　尽管癌症事后被证明是虚惊一场，针对佰易“后患”的化验结果也显示，孩子目前没有患上丙肝。但家人仍然为孩子担忧，因为咨询过的专家们都说，即便如此，短期内仍不能确定佰易是否已伤到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