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3日，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有杰在数名警察的押护下，来到北京秦城监狱，正式开始了一名服刑人员的生活。此前的1月23日，湖北省荆州市中级法院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王有杰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王有杰放弃了上诉的权利。

　　中央党校一名长期研究反腐败问题的专家认为，对王有杰还有王昭耀，按照以往判例，很可能是无期徒刑。但去年以来，中央加大了反腐败力度，特别是惩治高官腐败。另外，王有杰涉案多与房地产有关，而中央数次调控房地产的效果之所以不明显，就与地方高官和开发商过分亲密有关，一些地方高官与开发商形成了利益共同体，中央的政策很难得到贯彻执行。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央宏观调控必须从反腐败这里打开缺口，杀出一条血路来。

　　帮开发商征地“不遗余力”

　　荆州中院的判决认定，1997年底至1999年2月，王有杰利用担任河南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的便利，应河南乾坤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政乾的请托，安排将河南亿德公司的45亩土地转让给李政乾的公司。

　　李政乾要开发房地产，看中了郑州市农业路与经一路交叉口的一块地，但河南亿德公司老板刘锦鸿也看中了这块地，并已经通过省政府办理了用地许可证。李政乾通过王有杰的儿子王锴，请王有杰帮忙征地，并承诺事成后给王锴200万元。

　　一名知情者介绍，刘锦鸿的公司是郑州市长从香港招商招来的，有市长支持；而王有杰的儿子王锴当时在李政乾的公司上班，李政乾有市委书记支持，所以具体办事的分管副市长显得非常尴尬。

　　后来，李政乾找到了竞争对手的一个“把柄”：亿德公司的征地手续违反了程序。后经过郑州市常务副市长、分管副市长的多次协调，将这98亩土地一分为二，刘锦鸿的公司53亩，李政乾的公司45亩。

　　征地事件过去4年后，李政乾没有忘记当初的承诺，送给王锴100万元后，对王有杰说，等公司状况好了，再给另外100万元。因王有杰事先对王锴说过，收钱不要留下痕迹，所以李政乾和王锴商量了一个“万无一失”的送钱方式。2004年初，广东天河思维电子有限公司与李政乾的河南乾坤置业有限公司签订了一份300万元的供货合同，在香港验货。乾坤公司预付100万元定金。李政乾故意违约，100万元定金被广东的公司“没收”。不久，广东天河思维电子有限公司完成了使命，就注销了。

　　为开发商减免巨额税费

　　法院认定，王有杰受贿634.48万元，共有7名行贿人。其中，高复东是一名很特殊的行贿人，他与王有杰在洛阳相识。1995年底，高复东花3000元将一个空壳公司转入自己名下，注册成立了河南高鑫金属矿业有限公司并任董事长。高复东通过关系，搞到了位于107国道郑州段附近390亩土地的规划许可证。因为需要交纳500万元的定金，高复东约请广东发展银行郑州分行行长吃饭，并请王有杰作陪。席间，王有杰对银行行长说，高复东是我多年的老朋友了，请行长支持一下，我替他担保。500万元贷款很快到手，高复东送给王有杰10万元感谢费。

　　开发390亩土地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高复东的目的并不是开发，而是“炒卖”。于是，高复东不久就将390亩土地的开发权转给了河南建业集团董事长胡葆森。但双方商定，还是以高复东的高鑫金属矿业有限公司名义继续办理征地手续，由胡葆森的建业公司收购高鑫公司，这么一倒腾，高复东赚了700多万元。

　　随后，胡让高复东出面，申请减免征地需要交纳的各种税费，并许诺事成之后给高复东400万元回报。1997年1月，高复东把减免申请交给了王有杰，王有杰把分管副市长周建秋叫到办公室，让周具体办理，要求全部减免，理由就说是国家安全部门的项目。

　　一番运作下来，办理390亩土地征地手续后，共计减免各项费用912万元。高复东共给王有杰人民币10万元、美元3万元。

　　全力替开发商“排忧解难”

　　河南银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李荣坤，先后7次送给王有杰人民币90万元、港币10万元，作为回报，王有杰多次为开发商排忧解难。特别是在开发商与拆迁户发生纠纷、进而引发诉讼后，王有杰坚定地站在开发商一边，为开发商谋取利益。很多拆迁户至今还不知道，他们面对的开发商之所以如此强硬，原因是其背后站着河南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王有杰。

　　综合卷宗材料和法院的判决，王有杰主要从五个方面来为开发商排忧解难。一是，政府成立专门机构替开发商处理拆迁纠纷。二是，动用警力拘留拆迁户。三是，纵容开发商使用武力。四是，干预司法。五是，包庇开发商。王有杰每帮李荣坤解决一次难题，就会有一笔“收入”。

　　在王有杰案中，还有一名开发商叫鲍义军，法院认定鲍向王有杰行贿72万元，目的是低价购买漯河市政府所属的蓝田宾馆。此时，王有杰担任漯河市委书记。宾馆位于漯河市黄河路西段，占地108亩，建筑面积两万平方米，漯河市国资委评估值是3200万元，最后2600万元卖给鲍义军。收购宾馆后，鲍义军曾要给王有杰40%的股份，王有杰没要。

　　宋伟(据《民主与法制时报》)

　　高官与开发商亲密接触的标本

　　王有杰———

　　高官与开发商亲密接触的标本

　　王有杰涉足房地产较深，而中央数次调控房地产的效果之所以不明显，就与地方高官和开发商过分亲密有关。“一些地方高官与开发商形成了利益共同体，中央的政策很难得到贯彻执行。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央宏观调控必须从反腐败这里打开缺口，杀出一条血路。”一名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是说。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王有杰就是高官与开发商亲密接触的一个标本。

　　1月9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纪委七次全会上强调了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并明确指出了要在各级领导干部中大力倡导八个方面的良好风气。其中，在生活作风方面，要求领导干部“生活正派、情趣健康，讲操守，重品行，注重培养健康的生活情趣，保持高尚的精神追求”。

　　1月23日，新华社发布了中纪委、监察部严肃查处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邱晓华严重违纪案件的消息。与其他落马贪官不同的是，邱晓华除了收受钱财、生活腐化堕落外，还涉嫌重婚犯罪。

　　由此，邱晓华成为“倡导八个方面的良好风气”后落马的第一人，其中涉嫌重婚罪成为国内反腐败领域一大亮点。在腐败官员名录里，省部级高官因涉嫌重婚犯罪被追究的，邱晓华也是第一人。

　　从1月22日至29日，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以胡锦涛总书记倡导的八个方面的良好风气为题连续发表8篇社论，这种规模在《人民日报》的历史上恐怕也不多见。

　　在1月29日《生活正派情趣健康———八论在领导干部中大力倡导八个方面的良好风气》一文中，更是追溯６８年前毛泽东同志《纪念白求恩》一文，号召共产党员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从“包养情妇”到“重婚罪”

　　巧合的是，在胡总书记发表倡导八个方面的良好风气讲话的第二天（1月10日），北京市委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党员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实施办法》，其中规定：北京市副处以上(含副处)党员领导干部本人的婚姻变化应当向组织申报。

　　北京市这一实施办法，是落实去年9月中共中央出台的《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甫一出台，即引发热议。

　　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反贪局检察官王耕耘表示：这个规定是根据新形势下出现的新情况而提出来的，客观上有这样的要求。高级领导干部也好，一般干部也好，腐败为什么都是由包“二奶”、搞情人、出入娱乐场所开始，犯罪诱因为什么如此的相近，怎样才能防止这些问题的发生？正是由于这些干部包了“二奶”，才促使这些人变本加厉、不择手段地弄钱，有的甚至由此导致了婚姻变化。对党员领导干部增加离婚申报的内容，对个人来讲，具有警示的作用；从组织来讲，加强了对党员领导干部的了解和监督。

　　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任建明，则对其有效性提出质疑：第一，一些领导干部包养情人已成为他们腐败很重要的动因，而且这种问题也越来越普遍，但很少反映在婚姻变化上。第二，即使体现在婚姻变化上，但只是组织内部报告，缺乏公开性，使得这些婚姻变化背后真实的原因无法揭示出来。

　　邱晓华“涉嫌重婚罪”的消息一经披露，就为这一实施办法的出台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此举显示高层有意在从严治吏中收紧道德标准，将官员生活纳入反腐视野的决心，而邱晓华就成了杀一儆百的典型。甚至有学者猜测，中央对邱晓华的处理可能会成为对官员包养情妇的处理模式，还会有更多官员以“重婚罪”落马。

　　其实，在邱晓华之前，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的落马就已经显现出中央将官员生活圈纳入反腐视野迹象。当时有观察人士指出：“生活腐化”作为主要理由将一名副部级干部免职，足以载入反腐史册。这种处理方式，或许是今后反腐工作将全面调整思路和做法的一个信号。

　　“桃色官员”们不再“幸福”

　　在2006年被查处的高官，除邱晓华和刘志华外，天津市检察院原检察长李宝金，被纪委指控“生活腐化”，62岁的海军原副司令员王守业因包养情妇而被指为“道德败坏”。

　　在官员腐败案件中，情妇往往成为一道“别样风景”。据《婚姻法》修改起草专家小组主要负责人巫昌祯教授的统计，被查处的贪官污吏中95%都有情妇，腐败的领导干部中60%以上与“包二奶”有关。

　　更有好事者总结了2006年的八大“桃色贪官”：安徽省原宣城市委副书记杨枫，安徽省原省委副书记、省政协副主席王昭耀，“三玩市长”雷渊利，湖南省邮电学校原校长曾国华（副厅级），广东省肇庆市农业学校原校长兼党委书记、怀集县白水河鱼跳峡水电站工程建设指挥部原指挥长黄东，深圳市法院原副院长裴洪泉，湘西第一贪吉首市国土局原局长杨云祥，江西赣州市交通局副局长兼港航处处长曾凡旺。

　　这些“桃色贪官”，“色迹”斑斑，有的色胆包天、养了八九个情妇，有的口出“色言”、承诺一周三次性生活，有的骗取结婚登记证、娶好几个老婆等。

　　这些年来，对一些“桃色贪官”的处理上，都没有上升到法律的高度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而是统统冠以“生活堕落”，没有突出包养情妇是问题。可以说，用法律惩处包养情妇的官员，邱晓华开了先河。这就告诫那些“色官”们，在从严治党、治官中，正在收紧道德标准。这就是说，包养情妇不再仅仅是道德问题，而且也是法律问题。

　　近年来，从新闻媒体上看到，被揭露出来的贪官不仅大搞婚外恋、养小蜜、包二奶，而且堕落到明目张胆地嫖娼狎妓的地步。湖北省天门市原市委书记张二江更是长期包养情妇，而且嫖娼成性，不管出差到何地，都公开指使身边工作人员“到街上转转，有好的就带回来”。从1989年至2001年7月的12年中，他竟与除老婆之外的107个女人有染，其淫乱的行为遍及丹江口、天门、武汉、襄樊、嘉鱼、仙桃、十堰乃至北京、广州、东莞、南阳、三亚、温州、福建等地。江苏省建设厅原厅长徐其耀，先后包养140多个情妇，刷新了历史最高纪录。

　　斩断官员与大款之间的纽带

　　官员“傍大款”现象是随着经济快速发展而衍生出来的。针对一些官员“傍大款”问题，中组部有关部门去年曾发文批评一些地方和部门的领导干部远离群众，却热衷于贴近大款，同他们称兄道弟，打得火热。他们很少到困难户、五保户家里访贫问苦，却常常是大款家里的座上客。群众称他们是“嫌贫爱富”的领导、专傍大款的干部。

　　理论专家表示，在近年来查处的大量腐败案件中，领导干部傍大款有增无减，官员与不法私营企业主进行权钱交易的现象趋于严重，此种现象已成为当今腐败的突出形式。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林喆在谈及这一现象时表示：其实，一些大款在用金钱将领导干部拉下水后，内心里并不拿领导干部当人看。如原四川省简阳市市长王善武在傍上当地一个大款———某石化简阳销售公司张经理后，张在一次宴会上竟公开说：“简阳市谁最大？王善武最大。但只要我一个传呼，他会像狗一样跑来。”并当场试验，果然，王善武稍后即驱车而至。

　　林喆说，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各级领导干部也面临着诸多“市场考验”，一些不法大款们企图用手中的钱曲线买权。他们绞尽脑汁，或者走“公子路线”，或者走“夫人路线”，或者走“老乡、战友、同学路线”，千方百计靠近领导，绞尽脑汁拉拢干部，最终必将领导干部拖下水。

　　反腐需要法律支撑

　　胡锦涛总书记倡导的八个方面的良好风气，基本涵盖了与“领导干部”们经济生活密切相关、同时也最可能滋生腐败的主要领域。这说明，中国已经开始将官员的“生活细节”纳入反腐视野。

　　“这次讲怎么抓好干部作风建设的时候，不仅是作为一个工作重点，而且从思路上也是一个综合的思路。不仅是要靠教育，同时要加强监督、廉洁自律的建设。为什么说过去干部作风一直处在滑坡的状况，这是因为我们过去在思路上主要单纯地靠教育，这样效果非常有限。这次我看到突出强调把领导干部的作风建设放在重要的位置，不仅是作为重点，而且从思路上非常科学，就是要教育、监督和廉洁自律等方面相结合，这是一个综合的建设。”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任建明在接受人民网采访时说。

　　倡导八个方面的良好风气将官员作风建设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与此同时，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也走过了不平凡的一年。2006年，《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印发实施；中国第一部关于环境保护违法违纪行为处分方面的部门规章《环境保护违法违纪行为处分暂行规定》制定出台；中国第一部关于安全生产领域政纪处分方面的部门规章《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制定出台；《地方党委委员、纪委委员开展党内询问和质询办法(试行)》和《地方党委委员、纪委委员提出罢免或撤换要求处理办法(试行)》等《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的配套性规定在紧张起草中，相关试点工作逐渐铺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等重要法律法规开始修订……

　　1月初，国家社科规划课题《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重大对策研究》课题组组长王明高在《人民论坛》撰文指出，制定一部专门的《反腐败法》，科学地汇总反腐经验，对于宣传和动员人民群众积极投身反腐败斗争，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树立国家反腐倡廉形象，都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崔世海 李慎波(据《民主与法制时报》)

　　1月22日至29日，《人民日报》以胡锦涛总书记倡导的八个方面的良好风气为题连续发表8篇社论，这种规模在《人民日报》的历史上并不多见。

　　“八个方面的良好风气”基本涵盖了与领导干部们经济生活密切相关、同时也最可能滋生腐败的主要方面。这说明，中国已经开始将官员的“生活细节”纳入反腐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