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是严重威胁国人健康和生命的恶性传染病，对此已没人能睁眼否认。对于当下，艾滋病的主要传播渠道是什么，则有不同看法。有专家和官员认为是性乱和不洁针管注射吸毒两种；“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高耀洁大夫认为当下中国艾滋病的传播主要渠道依然是采供血和输血液制品，因而主要是政府对采供血的管理问题，而不是高危人群的道德自律和做广发安全套等技术层面的事。

　　在我看来，都有道理，都要防范，只是在不同地区、对不同人群各有侧重而已。针对有些官员和专家认为高耀洁的观点已经过时的说法，年初我在《高耀洁的心病》一文中曾写道：高耀洁“在新浪博客里写下的这番话在经济学理和实践上是经得起检验的：‘在中国血源缺乏的状况下，怎么可能制止非法采血？800CC的血，（穷人）只（能）卖50元，这么高的（转手加价）利润，血头怎么可能放手？’”

　　最新报道的事实证实了高耀洁的判断。

　　广东“佰易”在生产静注人体免疫球蛋白过程中存在违规行为，并在临床应用中发现该企业的部分产品导致患者出现丙肝抗体阳性，这个消息曝光后，《新民晚报》记者暗访了广东佰易的连山单采血浆站，发现其血液采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令人担忧。

　　1月24日上午9时，记者找到这家血浆站，只见大门口贴着通知，写着“接公司通知，明天开始停止采浆，开采时间另行安排”，落款日期为2007年1月22日。也就是说，直到1月21日卫生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告佰易药业有限公司的免疫球蛋白产品有问题的前一天还在采血，尽管此前该公司已被有关部门“点了名”。

　　不能说有关部门不知晓情况或对非法采血问题视而不见。2006年4月，卫生部制定了《关于单采血浆站转制的工作方案》，方案规定，县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将与单采血浆站脱钩，不再设置单采血浆站；在与县级卫生部门分离之后，由企业出资收购，原来的事业单位转制成由血液制品企业管理的下属公司性质，由企业全权管理和运作。今后，对于由非血液制品生产企业设置的单采血浆站，一经查实，将注销《单采血浆许可证》。此举旨在控制经血液传播艾滋病和其他疾病，理顺对单采血浆站的监督、管理体制，斩断单采血浆站与生物制品公司之间的利益关系。

　　然而，有的现实不是一两个文件或法规就能改变的，否则我们早就没有必要反腐败了！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具体到非法采血和制供血（及血液制品），第一个问题是赤贫人口的大量存在和无助。相关报道以很大篇幅记叙了靠卖血为生者的凄惨。这种状况本文用不着复述，无钱上学、无钱看病、无钱养家糊口的新闻我们看得多了。即便不到极度贫困地区，在繁华的都会闹市区，我们也可以天天碰到贫病无助的老人、妇女和孩子。虽然不能说不卖血就得死，但既然有卖血这条途径，“火烧眉毛顾眼前”就成了赤贫者的首选，哪里还管会不会传染艾滋病和什么肝的？假如这些人活得不那么艰难，有相应的生活保障，他们难道不会像生活富足者一样“贪生怕死”地爱惜自己的生命？所以，还是甘地说得好，贫穷是最大的罪恶。我们要“防艾”，重要的基础工作之一，应当是帮助那些在生存线上苦苦挣扎的人们，特别是众多赤贫的农民。这当然比发放安全套难得多，但得做，以我们的国力也有能力做好了。

　　非法采血和不安全采制供血问题的存在第二个原因，是有关企业违法作业攫取暴利。报道披露，长期行政管理上的失误造成的隐患并未因单采血浆站卖给厂商而消除。采血站的隐患多多：操作者大多未经培训；开始还检查卖血者的身份证和户口簿，最后都不查了；“一袋500cc的血浆仅给卖血者80元钱，每天约有100人来卖血浆……除去成本，企业可以获得的利润高得惊人”。

　　有批评高耀洁者说，现在全国的单采血浆站已经严格管理了。可是，这篇报道以及此前《南风窗》对贵州的报道表明，这类正规血浆站的非法采血行为还大规模存在。而所谓“生产血液制品过程中要过三道关，即使采来的血浆有病毒，在过了三道关之后，血液制品里的病毒也被杀灭了”，也被“佰易”事件证明，这只是一厢情愿，而政府部门的监管工作还亟待加强。

　　如果我们不正视上述问题，就会像当初不肯正视中国存在艾滋病的威胁一样犯下难以弥补的罪错。高耀洁之言或许有偏颇，但绝不是危言耸听。

　　贫穷是最大的罪恶。我们要“防艾”，重要的基础工作之一，应当是帮助那些在生存线上苦苦挣扎的人们，特别是众多赤贫的农民。这当然比发放安全套难得多，但得做，以我们的国力也有能力做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