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东史郎，南京人一定不会陌生，这位曾经参加过南京大屠杀的日本老兵，在其晚年七次来到南京，向他曾经加害过的南京人民谢罪。东史郎每次来宁，都是由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出面接待。去年初，东史郎在日本去世，今年初，朱成山出版了《我与东史郎交往13年》。本周一，朱成山带着他的新书，做客快报"生活南京"，向网友讲述了他和东史郎这段特殊的持续了13年的交往历程。

　　第一次见面：信任之门还没打开

　　虽然两个人有着截然不同的生活背景，虽然有着40岁的年龄差距，但是前后13年的交往，很自然地使得朱成山和东史郎成了一对异国忘年交。13年过去了，朱成山仍然清晰地记得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情景。1994年夏天，82岁的东史郎随一个日本的“南京事件历史调查团”来到南京。在南京，东史郎一行在朱成山陪同下去了中山码头、北极阁等南京大屠杀遗址，走访了部分大屠杀幸存者。东史郎给朱成山留下了为人直率、敢于说话、性格刚强的印象，但是信任并没有因此建立起来。“我不可能因为他说了几句好听的话，或者下了跪就接受他，他毕竟是南京人民的加害者，我对他是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东史郎反省和谢罪的动机是什么？朱成山对此并没有把握。

　　第二次见面：怀疑被尊敬取代

　　“1997年是南京大屠杀60周年，我们搞了一次国际研讨会，东史郎也来了南京。这是我们第二次见面。”朱成山表示，就是在这一次，他对东史郎的认识有了转变。在会议上，东史郎作了题为《与“虚构派”挑起的南京大屠杀审判作斗争》的演讲。他在演讲中表示“讲出战争真相是参战者的义务”，“而说出真相是反省的基础”。他还严词驳斥了日本国内出现的否认侵略、美化战争的奇谈怪论。东史郎完全是有备而来，他的谢罪和反省，不仅仅是出于他个人的内疚和良心发现，而是一种理性的认识和判断。朱成山表示，“从此时开始，我与东史郎在思想和感情上的隔膜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尊敬。”朱成山说，他开始尊称东史郎为先生。也在这一次，东史郎带着他唯一的儿子一起去了中山码头忏悔。在千人坟遗址前，他跪着为受难者上香，这不仅仅体现出了他的真诚，也折射出一种难得的勇气。

　　全力支持东史郎打官司

　　东史郎在1987年出版了他的战时日记《东史郎日记》。在日记中，东史郎详细记述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1993年，日记中涉及到的一个日本老兵在右翼势力操纵下，以日记对在南京原中国最高法院门前残忍杀害一名中国人的记述“不是事实”“损害名誉”为由，把东史郎告上了法庭。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民事诉讼案，要了结的也不是一桩私人恩怨，而是日本右翼势力妄图以此推翻历史上早已形成定论的南京大屠杀这一铁案。一审东史郎败诉了，为了收集证据，东史郎和他的律师团来到南京。朱成山责无旁贷，帮助东史郎积极寻找线索，收集证据，很多热心的南京市民都参与了进来，因为他知道这不是东史郎一个人官司，它涉及到维护历史真相的大是大非。证据收集得很完整，东史郎很有信心。但他还是败诉了。“他不可能打赢这个官司，因为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法律判决，这是一个政治判决。”2000年，当朱成山第一时间得知日本最高法院宣布东史郎终审败诉的消息时，气愤难当的他，立即以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名义给日本最高法院寄去了一封抗议信。

　　南京是东史郎一生的心结

　　出于对南京大屠杀这一事件的共同认知，朱成山和东史郎的关系更加密切了。这之后，他们分别又在南京和日本多次见面，共同商讨和实践维护历史真相的正义举措。东史郎把他保存了60多年的战时日记和勋章、奖状等战时文物捐赠给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没多久中文版的《东史郎日记》在南京正式出版。病重期间，这位与南京有着不解之缘、有着特殊感情的日本老人，曾经提出再来南京一次。“东史郎和我讲，他人生该做的事情都做了，但是他最后还希望再来南京一次，这个愿望他书面、口头都表达过，但由于病情过于严重，最终没能成行。”朱成山表示，东史郎是一个性格刚强的人，他的妻子为他养育了5个子女，但是他一辈子都没有对她说过谢谢，只是在快要去世的时候才说了一句谢谢。“他不太愿意说一些谢谢别人的话，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却能够在晚年向中国人民忏悔，多次向遇难者，向幸存者下跪谢罪，是很不容易的。”

　　2006年1月3日，94岁高龄的东史郎在日本逝世，朱成山飞到日本给他送行。就在葬礼上，朱成山萌发了写这本书的念头。        

　　快报记者 倪宁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