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隆重推出的大型历史专题片《大国崛起》引发了关于中国能否崛起和如何崛起的大讨论。在“中国崛起”讨论热中，出现了一种“经济决定论”的观点，认为中国崛起的关键在于实现或保证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而中国GDP位居世界第一之时就是中国崛起之日。一种较为普遍也较为乐观的看法是：中国GDP将在2020年，最迟在2030年，大体接近或略为超过美国，从而成为超级大国。

　　毫无疑问，经济增长和经济总量对于一个国家的强盛和崛起有着无法否认也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然而历史经验却表明，GDP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西哥特人攻陷罗马城和蒙古人覆灭宋王朝，前两者GDP皆不抵后两者的百分之一；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崛起时GDP并不位居世界前列；1840年鸦片战争时，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25%左右，远远高于英帝国；1895年甲午战争时，中国GDP也要比日本多得多。

　　上述事例表明，“经济决定论”是一叶障目不见森林、攻其一点而不及其余，忽视了中国崛起问题的复杂性、系统性，特别是忽视了制度因素、文化因素、国际因素等与中国崛起的强相关性。抛开这些问题暂且不说，就中国经济本身而言，GDP年均增长10％的神话，未必就是中国崛起的神话。

　　经济增长不等于经济发展，这在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布《增长的极限》研究报告以来已成为一个共识。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是个不争的事实，但稍微了解中国经济现状的人都会明白，中国经济目前存在着许多重大缺陷：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益的粗放型增长；固定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50%；对外贸经济的依存度高达70％；房地产热、股票热留有隐患，等等。

　　经济增长也不等于社会发展。中国经济三十年来的快速增长，确实给国人带来了普遍收益。但是，普遍收益的分配和流向是不均衡、不公正的。据保守的估计，中国的基尼系数已高达0.45，超过了国际公认警戒线，而且这种收入分配差距还和中国特殊国情下的城乡差距、东西差距、南北差距等问题紧密纠缠在一起。换句话说，社会横向比较带来的贫富分化消解了历史纵向比较带来的普遍收益，权贵和富豪的傲慢与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的失落感恰恰成为正比，因而成为社会不和谐的关键因素。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增长为中国崛起奠定基础的同时，也为社会冲突埋下了隐患。

　　中国经济还存在一个致命弱点，即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大多产业屈居于世界产业链中的末端，因而只能汲取世界利润链中的低附加值，从而不得不为欧美日等发达国家“打长工”。“打短工”是不可避免的，“打长工”则是一种历史悲剧。因此，中国崛起必须扶植、发展和振兴民族产业尤其是支柱产业，实现中国由“世界工厂”向“世界大脑”、“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历史性转变。而这，恐怕还要花费中国几代人的时间。

　　由此而言，“经济决定论”的“中国崛起观”是个乐观的预期。事实上，国人的“中国崛起梦”恰恰是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而带来的民族自信之上的。因此，说些“盛世危言”或许可以使国人变得更加清醒与理性些。

　　“经济决定论”是一叶障目不见森林、攻其一点而不及其余，忽视了中国崛起问题的复杂性、系统性，特别是忽视了制度因素、文化因素、国际因素等与中国崛起的强相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