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死11人的邱兴华到死都没给受害者家庭一分钱的赔偿。此案中失去丈夫熊万成的尹行巧因此陷入绝境。

　　像尹行巧这样的受害者，已经不再只是个案。最高人民法院在本月7日公布，要研究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申诉检察厅副厅长尹伊君则告诉记者，一份由最高检刑事申诉检察厅、江西省检察院、中国犯罪学会部分学者共同商议的“被害人国家补偿立法建议稿”，已在去年年底草拟完成，准备在今年“两会”期间由全国人大代表提交全国人大。

　　每年百万被害人亟待救助

　　记者对国内近年发生的特大凶杀案作了抽样调查，涉及范围从张君抢劫杀人案(杀死或伤害50余人)、黄勇智能木马杀人案(杀死17名少年)、马加爵杀人案(杀死4名大学同宿舍同学)、杨新海流窜杀人案(杀死67人)、宫润伯变态杀人案(杀死6名佳木斯儿童)、个体屠宰户石悦军杀人案(杀死12人伤5人)到邱兴华案(杀死11人)，发现几乎没有一个被害人获得过被告人的赔偿。

　　我们周围到底有多少这样无助的被害人？《公安研究》公布的数据表明，自2001年以来，我国每年刑事犯罪立案均在400万起以上，破案率均为40%~50%。那么即使不算已经破案的，我国每年有大约200万左右的被害人无法从罪犯那里获得赔偿。以2004年为例，全国进入诉讼的刑事死亡案是2.4万余件，刑事伤害案是14.8万余件。前后相加，除了那些经济条件相对较好的受害人外，每年可能至少有上百万被害人因为得不到加害人的赔偿而身陷绝境。

　　得不到补偿易报复性犯罪

　　这令众多关注被害人权益的学者和官员忧心。中国犯罪学会会长、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牧告诉记者，如果被害人的权利被忽视，被害人容易因此形成对国家、对社会的仇恨，甚至走向极端，出现报复性犯罪。如果被害人还得不到国家补偿，抵触情绪会更严重，很多人会因此上访。

　　补偿金年均约需200亿元

　　把被害人补偿推向国家立法，在尹伊君和王牧等人看来，已经是一件顺乎逻辑的事。

　　一名资深法律学者分析，之所以最高法与最高检近期不约而同地提出被害人补偿制度，是和中国“少杀慎杀”时代的到来紧密相关。死刑核准权统一收归最高法院后，“少杀”成为必然趋势，但这会让部分深受传统观念影响的被害人家属难以接受。而推行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可以有效抚慰被害人情感、改善接受心理、平衡被害人权益，“少杀慎杀”时，来自被害人的压力将大大减小。

　　多数学者以及“立法建议稿”都认为，被害人补偿标准不宜高于国家赔偿标准。依这样的标准，如将人均补偿金推算为2万元，再按100万急需国家补偿的被害人计算，保守估计，这笔补偿金的年均支出大约200亿元。北京大学教授赵国玲建议，补偿基金主体应为国家预算，同时还可以从刑事罚金、罚没财产、法院的诉讼费和社会捐助等渠道吸纳部分资金。

　　地方试点的“救命钱”

　　尽管全国的被害人还远未能体验国家补偿制度化的好处，但像青岛中院、台州市政法系统受理的被害人，已经“春江水暖鸭先知”了，四川、上海、福建等省市也已经计划或开始对这一制度的探索。

　　1月9日下午，记者在青岛中院目睹了其中的场景：一对白发老夫妻来到中院审判委员会委员朱玉光的办公室。他们的女儿不幸死于歹徒手中，向被告索赔无望后，他们向法院申请救助。当他们这天下午从朱玉光手上接过一万元时，老头低声感谢着“这是救命钱”，老太太已经止不住哭声了。傅剑锋(据《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