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惯于发掘“成功”，于是高楼爆破是“成功爆破”，好像爆破是高楼的目的。媒体“成功爆破”的话语后面，有着关于技术与生活、成功与失败、价值与反价值的一系列吊诡的假定，这些假定充满悖论，但我们只看到了“成功”。

　　越来越多地，我听到“成功爆破”的消息。今年才刚过半个月，广州、青岛、杭州已经相继爆破成功过了。

　　在报纸上，我看到了或详或略的“成功”之所以为成功的原因。“全程仅三秒”，周围建筑“毫发无损”、周边道路“秩序如常”、“地下缆群纹线未动”、“场尘控制完美”等等，这都是成功爆破的表现。

　　原本，当“成功爆破”的消息隔三差五地传来时，人们几乎已经没有任何异样。但2007年的“成功爆破”，在元旦以后接连发生，人们开始想到十几二十几层的高楼，总归是按照“百年大计，质量为本”的精神建起来的，怎么才十几年就得爆破拆除，一些议论开始在媒体上出现，“谁为高楼短命负责”之类的问题被提出来。

　　在这里，我想探讨的却是爆破“成功”的意义。现在，几乎每一次“成功爆破”，都会在媒体上被报道。每一栋高楼的爆破，都是一个公众事件，爆破的“成功率”几近完美。从建筑的角度而言，每一栋高楼都在失去独立的价值；而从爆破的角度讲，每一栋高楼都获得了独立的价值。一栋高楼的被关注度，尽在爆破之中。这就像人，今天，几乎每一个身份普通的特定个体，当他默默生活时，不会受到任何关注，他被关注的可能性，只在于不幸的降临，只有当他遭逢离奇的异外时，他才可能获得他人的注视。对他人而言，每个普通人几乎都是无价值的，而不幸使他变得有价值。这就是我们生活深处的悖论。

　　媒体对城市的描述，正在逐渐转向一种灾难学的立场，正如对人的描述正在转向“苦难学”的立场一样。如果没有苦难，媒体上就只能见到极少数的“成功人士”，普通人必然在媒体之外，他们只是读者、“受众”、“观众”、“听众”，总之，是作为无姓名、无特征的“众”而存在。如果没有灾难，媒体上的城市也只是一个虚拟的名字，成都、武汉、上海、南京，没有什么区别，只有灾异才会使得城市充满细节地出现在媒体中。高楼的新闻在爆破而不在建成，就是这种灾难学叙事的具体表现。

　　媒体的城市观察，从构造学转向了爆破学。在“成功爆破”的叙事中，有各种爆破技术的探讨，以资证明爆破的难度是多么大，而爆破的效果是多么好，爆破控制得多么优雅。在这个媒体城市观察正在进行灾难学、爆破学转向的时代，我们会得到很多的爆破学知识，我们能够了解爆破的技术，却不太知道建筑的技术。而且技术的讨论与介绍精细入微，爆破对城市的意义、对人的心理状态的影响，以及“爆破”这个意象对城市生活的意味，不会被注意，大概除了敏感的诗人与艺术家，爆破也纯粹被看成一件技术活，一个瞬间的事态。

　　我们已经惯于发掘“成功”，于是高楼爆破是“成功爆破”，好像爆破是高楼的目的。媒体“成功爆破”的话语后面，有着关于技术与生活、成功与失败、价值与反价值的一系列吊诡的假定，这些假定充满悖论，但我们只看到了“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