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圳乞丐中出名的“花子首富”，把拐骗而来的病残儿拧断胳膊、打断腿，制造惨相多要钱。

　　一位76岁的老人扮为乞丐，卧底行乞同吃同行两月，揭开残害胁迫流浪儿童行乞的重重黑幕，撰写了《救救孩子，深圳街头弃婴和病残乞儿生存状况调查手记》。今年8月，当这份2万字的调查手记带着触目惊心的第一手事实和字字滴血的沉重心情送达中央时，温家宝和罗干、回良玉等多位领导同志进行长篇批示。

　　这位老人是在深圳居住的北京离休老干部曹大澄，《瞭望》新闻周刊日前对他进行了独家专访。老人沉重地指出，流浪儿童沦为行乞工具的症结，在于城市管理的多重责任缺失。

　　病残儿沦为工具

　　幕后有黑手操控

　　有一次，在深圳体育馆附近，我看见有个黑衣小胖墩蜷缩在水泥地上昏睡不醒。我牵牵他的小手，突然，有人吆喝我，树丛后一妇女拿着一根木棍朝我奔来。我觉得她似曾相识，就问：“我在齐齐哈尔见过你的，当时你抱一个小妮子乞讨，怎么到深圳来了？”

　　她先是一愣，说：“俺不认识你。”我说：“你说你家在河南，到黑龙江讨饭，你家小妮子得了脑病，没钱治病，我还给了你一百元钱。”她这才嘻笑着说：“想起来了，你是大善人，给一百元俺忘不了。”

　　我接着问：“那小妮子病得咋样了？治好了没？”“唉，小妮子死了，那怪病治不了！”我不解地问：“这小男孩是你的儿？”她如实告诉我：“不是，这个孩子的姥姥托我带他讨饭要钱治病。”

　　我掏出10元钱放在小盆里，问道：“这个孩子得的啥病，咋叫不醒呢？”

　　“脑子病，睡下就叫不醒的病。”她收了钱嘟囔一句“少管闲事”，转身又藏到矮树丛中，注视着过往行人和盆中的钱。我两个小时以后回来，那可怜的孩子依然保持原来的姿势睡在地上。

　　我想，这背后定有幕后人物操纵，一种社会责任感驱使着我开始了卧底调查。

　　我打扮成一个职业乞丐，每天拄着一根木棍，捧着讨饭盆，与在闹市区讨钱的乞丐们混在一起。在他们的帮助下，我去探访了一个在深圳丐帮中出名的“花子首富”。此人长期盘踞人民南路、深南东路几座天桥，手底下控制着三四个病残儿乞讨，病重的常常失踪、下落不明，不久又会有新的病残儿出现。他下毒手把拐骗而来的病残儿拧断胳膊、打断腿，制造惨相，越惨不忍睹越能多要钱，有人说他一年能要个二三十万元。

　　病残乞儿的现象不少人都能看到，可为何长期没有引起重视？我曾把街头了解到的这些情况向有关部门反映，可得到的答复多为漫不经心的应付，或是熟视无睹的麻木。

　　我的“调查手记”被中央领导批示后，深圳成立了综合执法队，开展了一场对操纵未成年人乞讨和偷窃等犯罪活动的专项整治行动。一时间街头行乞的病残婴儿几近绝迹。

　　

　　城里磕上三年头

　　回到老家盖洋楼

　　丐帮有十分明显的扎堆现象，这些来深圳行乞的人多来自同一个地方，八成为河南周口、驻马店、信阳一带人。

　　在深圳上海宾馆公共汽车站，我认识了一名老乞丐，他的穿着好像村干部。他坐在路边花坛吸烟，只要看到交通灯变成红灯，他就会冲着附近的几个乞丐大喊：“灯红啦，快上！狠要，灯一绿就没有啦！”众乞丐便会听话地向等候放行的车辆不停作揖讨钱，绿灯一亮，他们立即站在隔离带边上。一旦红灯再亮，又上前作揖乞讨……收工时，众乞丐会坐到老汉身边，吸着烟，一五一十地数钱，交流乞讨的经验。

　　这位村干部模样的老汉老家在河南，是村里的村民组长。与他交谈混熟后，他告诉我：“讨饭上一不要脸二不要命，每天要保五争八（50元到80元），月产二千多，一年下来两万五！每年回家净剩两万没问题。”我问他，为何周口、驻马店、信阳地区总有人成群结队地出来当“乞讨专业户”？他说：“早年来深圳讨饭的穷光棍如今在村里也算是个大款，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乞讨队伍中来。”

　　丐帮里普遍流行着“城里磕上三年头，回到老家盖洋楼”“城里讨上三年饭，给个书记都不换”的顺口溜。

　　吃罢年饭回家转

　　救助站里领车票

　　近年来，一方面是收容所改为救助站，一方面在城市大街小巷仍可见许多流浪街头的乞讨者。救助站的出现始终难以消灭城市乞帮。我调查发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乞讨的高收入使城市丐帮不愿进入救助站。 在大城市的乞讨者很少有真正意义上吃不上饭的人，大多数都是乞讨专业户。用乞讨者的话讲，“去救助站就会耽误生意”。

　　可到过年回家时，这些乞讨者就会自愿到救助站住上两天，洗洗澡、理理发，要一张车票回去。救助站就变成招待所和接送站。据《瞭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