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春天，我写了一篇散文《四月》，寄给了《少年文艺》。我和《少年文艺》朝夕相处在同一座城市里，但从没打过交道。

　　过了一个星期，一天下午，一个男子找到我。他掏出工作证说是《少年文艺》的小说编辑刘健屏，说他看了我的稿子认为是散文就交给了散文、诗歌编辑章文焙，他觉得我有基础就上门来看看作者的情况，希望我有好的小说就直接寄给他。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一个编辑。

　　又过了几天，我接到《少年文艺》章文焙写的信，请我抽时间到编辑部去一下。我不敢怠慢，第二天就去了编辑部，诚惶诚恐地看见了主编顾宪谟、小说编辑刘健屏、散文和诗歌编辑章文焙、美术编辑宋正玉。章文焙说我的散文已决定第九期发表，又说南师附中有一个叫董维青的女中学生和白血病搏斗，事迹感人，请我去写一篇报告文学，十一期要用。

　　这是我第一次去一个编辑部，第一次有人约稿。

　　报告文学很快就写出来交给了章文焙。没过多少时间，我接到她的一封信，信上没说对稿件的意见，说的是《少年文艺》夏天在连云港开笔会，邀请我参加。会议期间，章文焙说我的报告文学调子低了一些，希望我抓紧时间重写，十一期一定要发的。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笔会———吃、住、行、玩全部不要自己掏腰包，第一次看见那么多著名作家。

　　回到南京，我重新采访，写成了报告文学《征服》，在第十一期发表。

　　从此，我和《少年文艺》的接触多了。他们约我写文章，我经常到编辑部聊天、向章文焙要稿纸。

　　1987年的一天，章文焙火烧火燎地要我马上到编辑部去一下。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丢下电话就跑，赶到编辑部已经是华灯初上。主编顾宪谟说《少年文艺》需要进一个编辑，觉得我很适合。我当时在中学做教师。教师这个职业不被重视，许多人想离开教师岗位，都被行政部门卡住，除非辞职，但那时候辞职可是一件需要非常勇气的事情。我激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顾宪谟又说：“很急！学校能不能放，你明天就要答复我。你不能来的话，我们马上要重新物色人。”我离开了编辑部，直接去了区教育局局长家。局长说我具备特级教师的条件，教育局不可能放我的———就这样，我到《少年文艺》的事从发生到结束，不足五个小时，像做了一个梦。

　　这是有单位第一次要调我。

　　1996年夏天，刚担任出版社副社长的刘健屏打电话问我在忙什么。我说准备调到另一家报社去。他一听就带人把我的档案提走了。我因此调到少年儿童出版社，在文学室当编辑。和《少年文艺》编辑部只隔了一块玻璃。这期间，小说编辑沈飚向我约稿，我写了一篇《狂奔》，反响不错，获得了“陈伯吹儿童文学奖”。这是我第一次发表儿童小说和获儿童文学类的奖项。

　　后来我做了少儿社领导，《少年文艺》仍然每期必看，而且有一段时间每看必定信笔写下读后感，以至于从封面到封底写满了我大大小小的字。

　　我和《少年文艺》就始于随手丢进邮筒的一篇散文。就是那随手一丢啊，影响着我至今的生活、工作、写作甚至命运，而且还会继续影响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