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银行公布了中国120个城市投资环境评价报告，杭州、青岛、绍兴、苏州、厦门和烟台名列前六名，北京、广州等13城市则被列入投资环境的“银牌城市”。

　　（《法制晚报》11月12日）

　　如此结果的依据何在？世行有关人士解释说，排名靠前的城市企业税费负担低，与主要地方政府机构打交道的时间少———正是综合这种种差异，世行推出了这份报告。将税负水平、与政府机构打交道时间多少等作为衡量投资环境的重要因素，如此结论或许与投资者的心态比较契合。但在笔者看来，这却是一种非常值得警惕的逻辑———如果各地均按照此种逻辑，竞相用降税负、少干预的方式“改善”投资环境，不仅发展效果堪虞，甚至“改善投资环境”本身或亦将蹈于误区。

　　当前不少地方正陷于高GDP低收益、有增长无发展的窘境———投资的增加并未增加当地大多数人的收入，反倒使更多的农民失去土地；随着打工者的涌入，低收入阶层日渐庞大，社会保障、文化教育等方面的问题更为凸显；而且，随着投资的迅猛增加，环境保护、土地保护、资源节约等方面的矛盾也越加突出。学术界甚至将这种现象称为“恶的增长”。产生如此后果，税负过低、政府管理过于向投资者倾斜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因素。因而，此时仍然鼓吹什么税负低、管得少投资环境就越好，至少是不全面的，乃至是危险的。杭州已经出现了“城市空心化”倾向：由于房价等生活成本过高，导致外来人才呆不住，企业纷纷外迁。对照这样的报道，本次杭州竟然荣膺“投资环境第一”，未免令人疑惑。

　　诚然，“管得越少的政府是越好的政府”，但所谓“管得少”，只是说政府不要乱管，不要管不该管的事。从经验来看，要确保好的投资环境，政府的管理并不是越少越好。该多管的时候，政府也一定不能手软。近年来珠三角、长三角一些地方曾经陷于“缺工”的困局，究其原因，就在于当地企业恶意压榨工人，而政府又没能及时制止或者管理乏力，从而“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导致当地企业声誉的普遍下降，打工者避而远之。这当然要算是一个“政府管得少致使投资环境遭到破坏”的负面例证。

　　因此，过多以企业税费负担的高低、与地方政府机构打交道的时间多少来衡量投资环境，是偏颇的做法。对这样的结论，尤其是背后隐含的逻辑，应该引起足够的警惕。

　　（郭之纯 河北 公务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