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苏云一生中只和父亲项英相聚生活了１２天，而且都是在她的孩提时代。

　　项苏云说，她和父亲相聚在延安的１２天，是因为父亲到延安参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这１２天，成为她一生中最刻骨铭心的记忆。

　　近日，《铁军》杂志记者采访了项苏云，以下是她的自述———

　　陶行知给我起名字

　　父亲从１９２１年１２月到１９３０年，一直从事工人运动和白区党的工作。１９３０年１０月，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苏区中央局，调父亲到中央苏区工作。１１月下旬，父亲离开上海，取道福建，转赴江西苏区。母亲张亮身怀六甲，不能随行，遂留在上海做党的地下工作。１９３１年３月，母亲生下了我。

　　在我２岁时，母亲也奉调中央苏区，为了工作，不便带着我，把我托付给地下党。不久，我被托付给了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平日，我就生活在陶先生办在英租界的孤儿院（即劳工幼儿园）里，陶先生给我取名张苏云。

　　１９３８年五六月间的一天，我被带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

　　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我们等候到延安去的顺便车。几天后，一辆大卡车载着我们驶往延安。同车的领导干部子弟，记得有刘志丹的女儿，高岗的儿子，肖劲光的儿子，张国焘的儿子。到延安后，我们一起来到中央组织部，陈云部长、李富春副部长与我父亲熟悉，得知我是项英的女儿，便把我的名字改成了项苏云，让我们住进了招待所。

　　我在延安安顿下来，李富春叔叔成了我的监护人。１９３９年，蔡畅阿姨从苏联回国后，又把我认作他们的干女儿，我称呼她蔡妈妈。

　　有一天，陈云和李富春两位叔叔告诉我：“小苏云，你还有个弟弟也在延安，在中央机关保育院里。”这真是个大惊喜，从那天起，我就在心里盼着，哪天能见到弟弟，那多好呀！他们还说：“这件事，徐明清最清楚，６月初，你妈妈带着一个叫阿毛的３岁男孩来到延安后，将男孩交给中央组织部她就走了，她离开延安，后来去了哪里，也不清楚。”

　　第一次见到爸爸

　　几天过后，我和同学们正在吃晚饭，郭老师来告诉我说：“你爸爸来了。”又是一个大惊喜。可是，我连父亲什么模样都不知道。果然，晚饭后来了一位同志，事后知道是张浩（林育英）叔叔派来的警卫员，是来接我和他的两个儿子的。

　　警卫员领我们去了大礼堂。那晚是欢迎项英大会，有人正在招呼：“朱总司令！你来一下。”陈云叔叔看到我，马上过来，拉着我的小手，把我领到爸爸身边。爸爸连声说：“陈云同志，谢谢你，谢谢你们！”同时双手抚托着我的双腮，双目炯炯有神，微笑着，端详着，周围围拢来好些人，七嘴八舌地嚷着：“叫爸爸！叫爸爸呀！”看得出，大人们比孩子更高兴。我不知道叫爸爸，愕愕地，直直地，双眼盯着他看，心里想着：他是我的爸爸，一定是我的爸爸。可是喉咙里像塞了棉絮，就是喊不出声。爸爸把我搂在了怀里，我顿时感到周身的温暖。这时，台上，朱德总司令正在致欢迎词。接着，爸爸上台致了答词。就在这时，不知什么原因，我的鼻孔突然流出血来。一时间，这个送纸，那个递手帕，帮我止血。“不！要、用、湿、毛、巾！”一个别样的声音传过来，一条湿毛巾也盖在了我的脑门上。后来我才知道，他就是国际友人马海德先生。

　　欢迎会结束后，爸爸要我跟他回招待所去。我说：“我不去！”“爸爸难得来延安，跟我去吧！”“不！同学们在等着我，我不回去，他们不会睡觉。”爸爸无奈，就让警卫员送我回学校。

　　和爸爸一起生活的日子

　　第二天，爸爸派人来接我。就这样，我和爸爸一起生活了１２天。星期天，爸爸带着我到保育院，去看望我的弟弟项学诚，三人还拍了一张合影，也是惟一的一次合影。这次团聚，极其珍贵。因为这次之后，谁也没想到，直到皖南事变爸爸牺牲，我们姐弟就再也没有见过爸爸。

　　那天团聚之后，又把弟弟送回了保育院。在这１２天里，爸爸多次嘱咐我要听老师的话，要听叔叔阿姨的话，要好好学习，学好本领，长大了，才好为人民做事。爸爸每天总是亲手帮我穿袜，穿衣，穿鞋，刷牙，洗脸。晚上，帮我洗完脚，安顿我睡下，他又坐在油灯前，看书看报，或赶写材料。第二天，当我醒来时，爸爸已经跑完步，忙着打水、打饭了。当时我就想，有爸爸，多好啊！爸爸做事有条有理，不会乱了顺序。可是帮我穿衣穿袜，又总是笨手笨脚的，比如提一提裤腰，好像把我整个人都提了起来。

　　万万没想到，第１３天清晨上学后，日本鬼子的飞机又飞到延安上空，乱扔炸弹，乱扫机枪。老师带着我们分散到山里、树林里躲空袭。这时爸爸突然决定离开延安赶回华中，来学校向我道别，但是学生们都不在，他要赶路，就走了。我们回学校后，老师对我讲：“你爸爸来看你了，你不在，他已经走了。”后来，得知父亲牺牲的消息后，才意识到，延安的一别，竟是我和父亲的生离死别。

　　母亲和瞿秋白一起转移

　　我也常常想起我的母亲张亮。

　　１９３５年２月，在国民党军大举围剿的情势下，坚持南方游击战争的中央分局书记项英，决定由中央妇女部部长周月林率领瞿秋白、何叔衡、张亮、邓子恢等同志，在一个警卫排护送下，向赣粤地区转移。２月１７日，到达长汀县，遇到了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万永诚，由万派人护送，向永定县境进发。临行前，他们装扮成贩卖香菇的客商和随行眷属，以应付国民党军的层层盘查。两县之间四五百里，且山高路险，他们中，瞿秋白是患重病的，何叔衡是年迈的，母亲张亮是怀着身孕的，走路行军，迟缓困难。２月２１日，到达水口镇附近的村庄时，被敌人发现。敌人从三面包围过来，他们便向村庄对面的高山转移。转移中，何叔衡被敌人击中牺牲；邓子恢成功突围，不久找到了游击队。张亮、周月林、瞿秋白三人，爬上山顶后发现无路可退，便抱着宁死不当俘虏的念头，双手抱头，向山下滚去。所幸的是三人都没有死，不幸的是三人全被敌军捉住。

　　经验丰富的瞿秋白，暗中要求周月林，咬定自己叫陈秀英，是被红军抓去的护士；要张亮改名周莲玉，是香菇商行的老板娘；他自己叫林祺祥，正在同济大学学医，因病到上杭疗养，途中被红军抓住。次日敌人审讯时，没能从口供中发现破绽，便把他们押往上杭县保安十四团团部。３月９日，瞿秋白以林祺祥名字写信寄往上海，通过周建人转给鲁迅、杨之华设法营救。是时，上杭县城有个糖果店老板新近丧偶，欲娶张亮为继室，便花钱将张亮保释出来；陈秀英（周月林）是护士，恰好有一个营长的堂弟媳临产，就把周保出来护理产妇。可是，大约两个月后，她们两人又同时被国民党军抓回上杭收监。

　　母亲的曲折经历

　　事情出在万永诚妻子徐氏的身上。４月１０日，万永诚指挥部队与敌人周旋，不幸在战斗中牺牲。万妻徐氏被俘，受刑时供出了瞿秋白等人及其行踪。国民党军很快找出了瞿秋白，又让被其俘虏、曾当过收发员的郑大鹏暗中指认，证实了瞿秋白的身份。又判断出两个女的一定是共产党员，故重新收监。至此，真正的叛徒已确定无疑，首先是万妻徐氏，其次是郑大鹏，但外界一无所知，瞿秋白英勇就义，周、张均被判１０年徒刑，关押龙岩狱中。不久，张亮在狱中临盆，周月林为她接生下男孩阿毛，两人带着阿毛，度过三年狱中岁月。１９３８年５月，周月林突然被告知有人保释她和张亮出狱。

　　原来，出面保释的人叫陈士明，当时在龙岩国民党党部握有实权，是周月林丈夫的故友。国共两党合作抗日了，他便疏通关系，保出了她们两人，并资助她们速离闽南。

　　周月林出狱后就寻找党组织，终无结果，为生存计，嫁给了一个船工。

　　母亲张亮被保释出狱后，便携子到皖南找到东南分局，据当时父亲的警卫排长李德和老人后来证实，是他随父亲项英由军部去分局驻地与我母亲见面的，两人在屋内谈话，李德和带着阿毛在门外玩。三天后，妈妈把阿毛交给中央组织部，她自己就离开了，此后再也没有消息。

　　妈妈，女儿思念您！您在哪里呀？刘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