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安部的协助下，著名作家黄济人第一次向世人展示了神秘的公安部功德林战犯所的真实全貌。本书以原国民党战犯邱行湘的被俘和改造为线索，具体而生动地描叙了杜聿明、宋希濂、黄维、康泽、文强等一大批国民党高级将领，在这个比军事战场上更为炽热、复杂和漫长的决战中改造从新的内幕。

　　秦城农场

　　1958年10月，国民党将军们分乘三辆大卡车，由功德林来到秦城农场。秦城———历代帝王近畿卫戍的重镇，坐落在燕山东西横断山脉南麓的五云山下，距北京城四十公里。建造在这座古刹遗址邻近荒坡上的秦城农场，本是国务院机关绿化队所在地，现在，一山两堡，隔溪而断，来自功德林的一百多名国民党将军就驻扎在溪流以东的营房里。

　　率领这支将军队伍的统帅，是木匠出身的北京战犯管理处李科长。他在功德林宣布“到秦城去”之前，尽管反复强调“本着劳动与思想改造相结合的方针”、“为了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等等话语，但是在宣布管理处的决定之后，他还是补了一句：“希望大家不要背包袱。”

　　“包袱”———国民党将军们曾经对此二字不解其意。还是在山东解放军官教导团的时候，有一次在解放军押送一批国民党将军到团部报到之后，政委集合讲话，当面交待说：“诸位放下武器就是朋友，务请安心学习，有何困难，尽可吩咐，一定要放下包袱。”话音刚落，队伍中一位将军举手“报告”，哭丧着脸说：“请贵军体察：我是战场火线上被俘的，除了一件大衣，别无行李，实在没有包袱可放啊！”

　　功德林的胡同虽说全部都是放射形的，但眼光射不出高墙；目下秦城农场的一半，已是广袤无垠的天地。当然，既然作为一个关押犯人的所在，规定活动范围是必须的。管理员在荒坡周围每隔三十米插一面小红旗，宣布了“不要走出警戒线”的新的狱规。不过，小红旗迎风招展不到一周，便被插旗者连杆拔去，连站在山顶上的警戒人员，亦最终消失在犯人的视野之中。不苟言笑的迂夫子曾扩情手舞足蹈地对人说：“共产党对我们连画地为牢也不用了，我们改造得与人民之间只隔着一张纸了。”

　　秦城农场以外数十公里的功德林，现在被国民党将军们称作“大本营”。留守在这里的是黄维、康泽、杨光钰、汤尧、孔庆桂等诸位将军。他们并非不愿驰骋疆场，只因身体的缘故，他们需要养精蓄锐。

　　尽管贴在秦城农场宿舍墙壁上的作息时间表与功德林生活的规律一样：上午学习，下午劳动（突击性劳动例外），但是这段时间的学习，已经起了内容的变化。

　　变化的内容因队而异。在以后的分工当中，第一队和第二队负责大田作物生产，第三队负责建筑修缮，第四队负责果树栽培，第五队负责家禽饲养。五个生产队当中，劳动量最大的是第一队和第二队，技术性最强的是第三队和第四队。虽然他们的思维都随着生活内容的变化而变化，但是幅度最大的还是技术性最强的生产队的人们。

　　杜聿明崭新的事业开始了。杜聿明手中拿着一本《果树栽培技术》，这是他花钱买的。他这个人就是这样，只要认准一件值得干的事情，他就会把全身散乱的神经，重新编织成结构严谨的意志的钢筋。杜聿明当时创办机械化部队的时候，曾以团长的身份，坐在课堂的第一排位置上，听取关于军事机械的讲学；现在，从他分到第四队的那天起，又以学生的姿态，坐在荒坡上的人圈之中，听取关于果树栽培的学问。

　　我们无法比较军事机械与果树栽培的技术难度，对于杜聿明来说，他花在后者身上的功夫不仅是花在前者身上的若干倍，而且有的时候简直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如果他吃饭时见到魏技术员，一定得问问梨树什么时候施肥；如果他理发时见到魏技术员，一定得问问桃树什么时候修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