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青年报》11月7日报道，为优化投资环境、保护投资者利益，合肥市近日审议通过了相关条例，规定同一行政机关每年检查同一企业不得超过一次。

　　为何要规定同一行政机关每年检查同一企业不得超过一次？想必是为了防止某些机关“乱检查”。问题是，“乱检查”就算一年只出现一次，那也是在损害投资者利益；而正当的检查，哪怕一年超过一次，也不会有什么不良后果。这个道理，相信合肥的相关机构是相当清楚的，他们只是迫于无奈才不得不这么做。这种无奈是什么？不妨看看下面这些类似的例子。

　　四川省委组织部发出通知要求“领导干部参加境外培训，一年不得超过一次”，江苏省吴江市出台文件规定“领导开会讲话不准超过3000字”，辽宁省直机关纪工委出台规范要求“党员干部办婚庆宴席不准超过15桌”……无非是为了控制“乱出境”、“乱发言”、“乱请客”，所以设置了具体行为的“上限”。可这样的规定无疑走进了误区———在“上限”之外的，都是不当的吗？在“上限”之内的，都是合理的吗？

　　只有勇气去控制某一行为的数量，没有勇气去分辨具体行为的本质，这就是有关方面的“无奈”。不想办法提高自己的能力，力图用简单化的办法去控制事态，这就是导致“上限”流行的原因。治理其实就是“治乱”，不乱你治它干什么？将“乱”与“非乱”一刀切，只怕“非乱”叫苦，“乱者”窃笑。

　　（李辉 广西 职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