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安部的协助下，著名作家黄济人第一次向世人展示了神秘的公安部功德林战犯所的真实全貌。本书以原国民党战犯邱行湘的被俘和改造为线索，具体而生动地描叙了杜聿明、宋希濂、黄维、康泽、文强等一大批国民党高级将领，在这个比军事战场上更为炽热、复杂和漫长的决战中改造从新的内幕。

　　给杨振宁的信

　　杜聿明被卷进一个偶然的旋涡之中。

　　1957年，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杨振宁博士获得诺贝尔奖。未久，蒋介石在台北召见曹秀清。几乎与此同时，周总理在北京派人到功德林与杜聿明联系。双方的政治目的是一样的，台湾和大陆同时等待着杨振宁博士的归来。

　　1956年，战犯管理处宣布可以与家属联系的当天，杜聿明首先想到他的妻子曹秀清。这位虽然比他大两岁但是来自貂蝉的故乡的女士，不仅替他生了3个女儿3个儿子，而且以榆林女子师范和南京法政讲习所毕业生的资历，在杜聿明任国民党第五军军长期间，分别担任第五军军人子弟学校校长和军人眷属工厂厂长。杜聿明爱她，与其说她是一位贤妻良母，倒不如说她是曾经与他同舟共济的忠实伙伴。为了她，杜聿明从来没有娶妾的念头。

　　然而，杜聿明只能给大女儿杜致礼写信。这位将门闺秀，无疑是父母的掌上明珠。1944年，她在西南联大附中念书，1946年，转入北平辅仁大学（中文系），1947年，受宋美龄保荐，到美国深造。杜聿明不太担心女儿的前途，惟独担心她的婚姻。当然，他多虑了。杜致礼早在1949年就结了婚，她的丈夫是她在西南联大附中时的老师———杨振宁。

　　杜聿明的信是带着他的千叮万嘱离开中国的。他的信又是带着政府的千叮万嘱到达美国的。

　　对于杜致礼来说，她关心的是她的父亲尸骨安在的问题。所以她接过信，并不觉得这封信与每日收到的众多的信札有何不同，她甚至没有看一眼信封从而发现这封信是给她的。她左手拿着信，右手与她的儿子下棋。一会儿，杨振宁回家了，她把信递给她的丈夫，她的丈夫却把信递给她……杜致礼看见满纸虽然不够标准却是笔迹异常熟悉的中文草书，当着丈夫和儿女的面，情不自禁大哭一场。她当晚含着眼泪，给她在台湾孤岛上的母亲写信。起句是：“您的老朋友非常关心您。”

　　曹秀清尽管对“老朋友”3个字心领神会，但她毕竟是肩负着台湾政府的重托，于1958年春天前往美国普林斯顿的。

　　较曹秀清稍早启程的是周恩来派来的杨振宁当年的老师张文裕（笔者注：后任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张文裕于一九五七年秋天走进功德林。在功德林的会客室里，张文裕告诉了杜聿明当时还未见报的关于杨振宁获得诺贝尔奖的消息，敬请杜聿明以岳父大人的名义给杨振宁写一封信，由他前往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在授奖仪式上代表中国政府向杨振宁祝贺时面交。

　　杜聿明直到此时，方才知道自己的大女婿为何许人。他为大女儿高兴，也为自己高兴，更为中华民族高兴。杜聿明用毛笔在一张十六开的无格信笺上写下了如下文字。

　　亲爱的宁婿：

　　我祝贺你获得诺贝尔奖金，这是民族的。你要注意政治。杜聿明即草

　　杜聿明感到为难的是信封上的落款。按照战犯管理处的规定，他们的通信地址是：北京德胜门外功德林一号。在多年的意识里，杜聿明自我地把“功德林”与“监狱”在文字表达上的含义等同起来，他不愿意让被灯火与镁光映照得浑身发亮的女婿在登上斯德哥尔摩高台上的时候想起自己的岳父此刻却生活在印象中的黑洞洞的监狱里，从而避免在杨振宁的心头对他的祖国蒙上一层阴暗的色彩，他决定启用过去在北京的住家地址：弓弦胡同二号。

　　杜聿明很快收到了杨振宁的复信。末句是：“我非常感谢您对我的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