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安部的协助下，著名作家黄济人第一次向世人展示了神秘的公安部功德林战犯所的真实全貌。本书以原国民党战犯邱行湘的被俘和改造为线索，具体而生动地描叙了杜聿明、宋希濂、黄维、康泽、文强等一大批国民党高级将领，在这个比军事战场上更为炽热、复杂和漫长的决战中改造从新的内幕。

　　病中的杜聿明

　　杜聿明静静地躺在病床上。他的单人房间外面，不时响着多人的脚步声———或许是管理员给他送鲜牛奶，或许是科长给他送“大前门”牌香烟，或许是医生给他看病，或许是护士给他送药打针……

　　他有胃溃疡。不能吃硬的，炊事员就给他吃软的：果子酱与面食；不能吃冷的，炊事员就给他吃热的：炖鸡与烧鱼。

　　就这样，他的四种病，现在剩下三种。他有结核病，包括肺结核和肾结核。医治结核病的特效药是链霉素，可是我国当时不能生产。国外进口的链霉素多来自苏联，苏联的链霉素药物性能不好。美、英两国的链霉素质量过关，可是对中国大陆封锁禁运。为了抢救国民党战犯（除了杜聿明，还有黄维、康泽、文强以及即将来到功德林的杜建时、范汉杰、徐远举等人，都患有严重的结核病）的生命，人民政府专门派人到香港、澳门等地，不惜重金，买回第一流的药物。就这样，他的四种病，现在剩下一种。

　　最后一种病，就是发现未久的脊椎结核。不过离痊愈的时间也不远了，为了矫正杜聿明已经畸形的躯体，他只须静静地躺满三年石膏架子。

　　也就是说，杜聿明的四种病，完全可以被共产党治好。共产党对于他，除了他一九四六年被割去的那个腰子无法寻回外，一切都给他了。

　　杜聿明曾问过护士，共产党治好他的病，总共花了多少钱？护士虽没有作答，他心里亦自然明白。杜聿明并不是静静地躺在病床上。中国军队在朝鲜战场上的胜利，虽然没有刺激他的神经，却也震荡着他的心灵。淮海战役的战局刚刚开始明朗，这位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就在心里诅咒：有本事的退后三十公里，再打一次试试。真正冲击他的，是西藏的和平解放。他认为共产党通过武力击败美国，是可以理解的。而共产党不通过武力和平解放西藏，是不可以理解的。

　　共产党在大陆的成就，是治疗杜聿明心脏的链霉素。他尚存的那一个腰子如果代表他的军事眼光的话，那么他失去的那一个腰子应该代表他的政治头脑。关于这一点，杜聿明是在他肾结核痊愈之后的一个清晨，当缕缕阳光照进他的小屋的时候，自我感觉到的。

　　他在病床上想得很多。他曾经夸奖过他的妻子。那是因为曹秀清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在陕北榆林女子师范学校当学生时加入了共产党，在蒋介石一九二七年清党以后，终于离开学校跑到苏州找到杜聿明，从而脱离了共产党。他夸奖她终于摆脱了“妇人之见”；杜聿明曾经责难过他的弟弟。那是因为杜聿德也于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参加了共产党，并且在一九二八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皖北暴动中，担任副总指挥，结果被国民党杀害。杜聿明责难他最终堕入了“草寇之举”。

　　现在，共产党的威力，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像太阳那样为杜聿明承认以后，这位曾经想用死亡来对抗共产党的头等战犯不得不承认身心两败。

　　他决定活下去———当一个人提出这样的要求的时候，实际上他仅仅想得到一个人最低的权利。前不久，刚刚入夜，杜聿明发了一场高烧。医务室医生慌忙赶来，给他打了针、喂了药。杜聿明道谢之后，迷迷糊糊睡下了。半夜醒来，睁开眼睛，灯光之下，他看见站立在床边的一动不动的姚处长的身影。杜聿明生病从来没有呻吟的习惯，可是他终于发出如同呻吟的声音。

　　军人是讲究干脆果断的。杜聿明经过一个白天的来回踱步，一个晚上的辗转反侧，就在第二天管理处最高负责人姚处长来询问他的病情时，他握住对方的手，用轻微的迟顿的语调说：“没有你们为我治病，我早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