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番严介和危机爆发，虽爆料频出，然而在笔者看来，尚不足以形成定论。原因在于财务数据甄别之难。

　　笔者关注严介和始于去年底，然而迟迟未动，原因就在于一直未能找到通往真实数据的路径。严介和作为一名非凡的言说者，常寥寥数语就能将听者淹没于概念与义理的海洋，什么“其实政府最讲诚信”、什么“企业家是弱势群体”等等，对于这些言论，我的态度是姑妄听之，因为就调查新闻而言，是调查路径以及随之呈现的核心真实，才构成报道的核心内容与冲击力，而绝非泛泛的义理传播。

　　一般而言，企业的年检报告和总裁讲话所引数据，是可以采信的，但如果这两大信源相互矛盾、且差距太大，则很难在此基础上做出进一步的判断。

　　太平洋集团的总资产是多少？净资产是多少？年营业收入是多少？缺乏这些基础数据，想判断太平洋发生了什么？为何发生？危机到底有多大？是困难的和冒险的。

　　假设我们采信严介和所说“目前只欠银行3．82亿”这一数据，那么他规模达数十亿的资产以及上千亿元的项目订单，究竟是如何与这区区数亿元的银行债务相匹配的？其负债率之低似与经济常识相悖。

　　假如我们不采信他的债务数据，他的真实债务究竟是多少？其清偿能力究竟如何？

　　我们甚至很难从银行的催债表现，来反推太平洋的危机规模。就金融系统目前的联网管理水平而言，不同地区、不同银行对太平洋系公司整体的负债情况应该是有通盘了解的。那么，银行为什么要选择目前的公开催债方式？正向推理是，银行知悉太平洋危机深重，故苦苦催索。反向推理则是，银行公开催债恰恰反证了太平洋的债务十分有限，因为假设太平洋的债务在20亿、30亿以上，银行投鼠忌器，绝不敢以目前的方式催索债务。

　　严介和能否有惊无险地渡过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项目的回款能力和资产的变现能力。而危机的公开披露，将进一步加大他调度资金、处理危机的难度，甚至有可能引发连锁反应。

　　然而如果严介和将媒体也视为危机的制造者则是不客观的。事实上最迟在今年初，太平洋的现金流已经开始出险。媒体的公开报道是在他四处救火达数月之久以后，才由法院公告被动带入的。

　　严介和危机是由宏观调控或我国金融业歧视民企引发的吗？虽然诚如2004年夏，上海复星总裁郭广昌在宏观调控的风口浪尖对笔者所言：“从来没有内部文件说只收民企的贷款，但每一次信贷规模的收缩，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收缩民企贷款来实现的”———但是如果没有具体的还贷数据支撑，用太平洋危机来言说金融业的民企歧视症，为时亦尚早。

　　值得关注的是，严介和危机其实也是对媒体职业水准的一次考验。在技术层面的考验是，如何甄别和处理企业在危机干预中释放的数据与信息？在调查层面的考验是，面对错综复杂的个案事件，又怎样以独立调查在更大范围内发掘新的事实，维护公共利益。（作者系新华社江苏分社记者　经济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