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雄最小，身高不到1.5米，身穿一件很旧的黑色针织毛线衫，脚上穿着一双凉拖鞋，没有袜子，显得有些不合时宜。朱华和王军各自穿了一件橙色短袖T恤，在晨风中瑟瑟发抖。门前墙上拴了根塑料绳，上面晾了一排湿漉漉的衣服，颜色黯淡、款式老旧，并不是这个季节的。

　　3人背后的店空空如也，最里间有一张通铺，足有2.5米宽，上面有花花绿绿的被子，好几条。朱华说，这些都是附近好心居民送的。房间里，除了被子和3个行李箱，几双鞋子，别无他物。

　　“老板还欠我们1000块”

　　这家店位于江东北路199号，是一个洗车房老板租下的。3人从今年年初就一直在这里洗车。

　　10月19日，老板连夜把这里搬空，然后告诉他们洗车房“不开了”。之后，3人守着空荡荡的一间房“自谋出路”。朱华的工资已结清，而王军和吴雄却说，老板还欠他们1000元钱。吴雄算了算，说有720元没拿到，其中有一个月500元的工钱，此外还有帮老板替别人贴玻璃膜的钱。“他说，我们花钱太厉害了！这一个多月，就没给我们钱。”吴雄瞪着一双稚气未脱的眼睛，语气里有些委屈。

　　这期间，吴雄和王军多次去大明路老板新开的汽配店讨要工资无果。在最近的一次讨要工资过程中，记者询问店老板宋某是否拖欠工资，他扯着嗓门驳斥：“我不欠他们钱，钱都给过了！”宋某称，是3个毛头合伙在骗他。电话里，记者清晰地听到他对吴雄等人的辱骂声。当时，有两名记者陪在吴雄和王军身边。

　　邻居们说，那两天，3个孩子特别可怜。20日下午一问，才知道他们两顿饭没吃了。附近烟酒店老板季先生掏出身边50元饭券，3人去附近饭馆吃了个饱。雅瑰园小区的一位业主，看孩子们睡在光溜溜的木板床上，从家里抱来两床棉被。房东依旧同意3个孩子住在那里，可以不交房租。隔壁装饰公司老板承诺，让他们免费接自来水。3人想想，没了工作，怎么生活啊？也许可以给人洗洗车子，赚点生活费。3人找来塑料薄膜，用血红的油漆写了“洗车5元”。借了钱买来水管，接上水，这才勉强生存下来。

　　有时一天洗不到一辆车

　　洗车的多是附近居民，得知3个孩子的遭遇，常来光顾。本该给5元的给10元，有的甚至给20元。多的时候，3人一天能洗十几辆车。这个时候，他们都很开心。“除去一天二三十元的伙食费，还有一点盈余。”朱华算了笔账，要是每天都这样就好了。

　　但是，“生意”并不总好，前天，一辆车都没洗，昨天，也仅洗了两辆。遇到这种情况，3人围坐在一边，默默无语。“再这样下去，一天3顿都吃不饱了！”朱华最大，也最成熟，他想了想，身边有几十元盈余，再借点钱，就可以买瓶煤气。等“生意”好了，再去买个便宜的煤气灶，天天做饭，总比在外面吃省钱。

　　吴雄脚上穿的是不合脚的凉拖鞋，脚趾冻得发紫。他们让他穿有鞋帮的鞋子，他就是不肯。面对记者的询问，吴雄垂下头，憋了半天，说：“那双鞋子，出去玩才穿的。”记者要找那双鞋，吴雄从床底下扒拉出来，是一双白色的运动鞋，没穿过几次，很新。价钱却很低，是吴雄从附近小摊上买的，25元一双。

　　最高兴的就是在广场上看人唱歌

　　南京是3人外出打工的第一站，也是他们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朱华说，他们3人第一次打工，就遇到这么多事，都很感慨。

　　吴雄来自云南鲁甸县农村，朱华来自河南农村，王军则来自连云港农村。王军念到初一，吴雄和朱华则只念到小学毕业。今年年初，吴雄觉得书再也读不进去，而家里很穷，他便跟父母商量，出来打工。春节后，跟小姑父经过3天3夜，从家里辗转来到南京。小姑父在江东北路湘江路路口看到一个招工启事，就让吴雄过来了。

　　“我办了张假身份证。”说起找工作过程，吴雄有些不好意思。吴雄的假身份证上，用的是他二哥的名字和年龄。照片却是他本人的，小小的脸，大红的衬衫、灰色的小西装，头发被发胶硬是抹得竖起来，显得很滑稽。他老实说，那些衣服是二哥的。刚开始几个月，吴雄的工资是每月400元，包吃包住。“工作”这么长时间以来，他说几乎没休息天。老板规定他们7点前必须起床，可吴雄老起不来，他说为此没少挨老板骂。

　　要了工钱，他最大的娱乐，是晚上七八点下班以后，跟朱华、王军去附近的“城中村”夜市逛逛，吃点水饺，买点小东西。“江东门附近广场上有唱歌的，旁边也有夜市。”毕竟还小，说到玩的，吴雄眼里有了光。

　　朱华还记得，一个月前，他们3人在附近的夜市，凑了100元买了台8寸的黑白电视机，虽只能收三四个台，3人依旧看得很开心。“可惜，房里没水没电了……”原来老板正是因为停水停电才搬走的。如今，在漆黑的夜里，3人点了蜡烛，陪伴他们的只有一台旧收音机，收音机是吴雄远在安徽的表妹的，用旧了的便宜货，外面的金属壳快散架了。朱华使劲按好，里面传来带有噪音的歌声。

　　苦不到钱怕被家乡人笑话

　　吴雄挺想家的。他说，在家里吃得饱，睡得香，没人责骂。他回忆起在家的“好时光”，剁猪草、烧饭、喂猪，他要去田里干活，父母都不肯。吴雄家是泥土房，看到村里出来打工的，过年带回好多好东西，还住上了瓦房，他这才提出要出来打工。吴雄兄弟4个，大哥神智不太好，二哥17岁，也在南京打工，还有个11岁的小弟弟在读小学。“我想，出来，好歹一个月有四五百块呢”，父母在家种地、卖猪，一年也就一两千元。

　　不过，外出打工不像想像中的那么好。吴雄说，工资涨到500元是这两个月才有的事。虽然同在一个城市，吴雄从不知道二哥具体在哪个地方，只知道他在学厨师。前段时间，二哥来找过他，他给了二哥900元，让二哥寄回老家给大哥治病。家里没有电话，打回家，父母不容易接到，吴雄从不往家里打。父母有时给他打过来，问他：“今年回不回来？”吴雄一口回绝，“不回来了。”他说，这段时间，工资没拿全。“回家了，别人要说，出来打工，钱都没苦到，就回来了。”他不想被人嘲笑。

　　3人在一起快1年，同吃同住同玩，彼此都有了感情。他们的愿望是，先洗车洗到过年，等房子被收回了，再出去找工作。“过完年肯定要找工作，一个人找到了，其他两个也要去，如果不能一起上班，我们就不去。”朱华说，3人在一起，毕竟好照顾。

　　丢了工作自谋出路以来，3人得到不少好心人的帮助。这些，3人都牢牢记在心里。虽然，第一份工作都是亲戚介绍的，但他们与亲戚隔得很远，别人靠不上，得靠自己的力量挣钱生活。

　　这些天，每天早上6点多，朱华和王军就醒了，再也睡不着。因为，一天能洗多少车决定他们能不能吃饱肚子。

　　电话里安慰妈妈“不要哭”

　　“最富裕的就是他们那边了。”朱华指指王军，笑着说。王军家在连云港，有个姐姐，在苏州一家电子厂打工，王军家住的是楼房。王军笑称，自己只要糊好自己就行了。但是，不挣些钱，他也不肯回家过年。

　　朱华有个打算，他要将家里的泥土房翻成瓦房。因为，房子几十年了，再不盖，快倒了。这要多少钱呢？他竖了三根指头，说：“要两三万。姐姐那边要借1万，但姐姐毕竟出嫁了，不能依赖她。爸爸60岁了，不识字。家里只能指望我了。”说这话时，朱华像个小男子汉。

　　前段时间，他打电话回家，听到妈妈哭。他说，妈妈一方面担心房子倒，一方面怕他在外面受苦受罪。他总是安慰妈妈：“不要哭，我有好吃有好喝的。”关于工作丢了的事，他只字未提。这件事，3人都没让家人知道。吴雄的目标是，“挣钱给我大哥，帮他把病治好。”

　　希望他们回到自己的世界

　　如果这两年挣不到钱怎么办？关于这个问题，3个孩子似乎并没想到。他们没有技能，只能靠苦力挣钱，吴雄和王军还小，工作也不好找。但，他们一再强调的是，挣不到钱没脸回家。朱华说，他们3个，都是外地农村的，没有多少文化，出来几年，为的就是挣点钱，改善家里的生活，也算“见识见识外面的世界”。

　　外面的世界是否如他们的意？吴雄低着头：“被老板骂，拿不到钱，很失望。”。朱华说，很多人帮助他们，心里很宽慰。工还是要打的，只不过，他们希望“遇到个好老板”。

　　不管“外面的世界”给了他们怎样的初体验，3人毕竟还未成年，种种遭遇来得太早，希望社会或监护人能多多关爱这3个稚气未脱的孩子，让他们回到课堂，回到妈妈身边，回到他们自己的世界。

　　快报记者 许小红/文

　　快报记者 施向辉/摄

　　（文中未成年人均为化名，孙先生报料奖1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