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结束70周年。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的艰苦行程，到达陕北。而这是缔造共和国的一个重要开始。本书以关注细节、散点式的记录方式为主，涉及了许多以往未曾涉及、关注的内容，诸如红军长征食谱、长征时用过的器物、红军病历、长征中的浪漫主义精神，长征的参加者以及长征中流散各地的红军士兵的命运，等等。

　　流散的红星

　　除了胜利到达陕北的红军之外，还有一些特殊的参加过长征的红军也应载入史册。 他们因为各种原因不得不流落到民间，每个人的身上都有曲折而苦难的故事。他们昔日的战友、下级或上级均功成名就，成为将军、部长、省长，而他们却仍在乡村过着清贫的生活。

　　在长征途中，他们也曾经是红军战士，也经历过一次次的冲锋拼杀、行军跋涉。由于战争的偶然因素，他们在与敌人遭遇时或被打散，或是受伤，或是因病掉队，与战友们失去了联系。他们形单影只，萍踪浪迹，在村头寨尾、野岭荒山间东躲西藏，逃过了军阀和民团的搜捕，侥幸地回到了家乡或托迹在某一处偏远的异乡，隐姓埋名，安顿和生存下来。

　　他们在心底里牢记着这样的信念：“永不叛党。密藏证件。等全国解放，成立了联合政府，党和国家把你们接回来养起来。”他们把这些遣散证明书、党组织的介绍信和残疾证密藏在米缸里、墙板的夹壁层里，牲畜槽下被填埋起来的酒瓮里。然后，他们便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娶妻生子，春播秋种，与那些牵牛的、耕地的、挑担的、收割的农民并无二致。

　　他们当中，或许本来就是农民，但是只要有了那段或短或长的红色革命武装部队生涯之后，他们已经脱胎换骨，永远不再是那个普通的农民了。 这些红军流散人员在红色中国诞生的前夜，已经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解放后，这些“掉队者”被认定为“红军流散人员”，简称“红流”。

　　这些人包括西路红军在河西走廊失散的人员、正规红军失散人员、游击队赤卫队失散人员和地方革命人员等。国家及省民政部门曾专门发文规定，“红流”的范围是：“凡1937年7月6日以前正式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及在上述时间参加我党领导的脱产游击队，其成员因伤、因病、因战斗失利离队失散，经组织动员分散隐蔽或被捕、被俘，在离队后表现较好，没有投敌叛变行为者。”

　　如今这些流落民间的昔日红军战士，已经极少有人能知道他们当年的故事。他们中的多数人，后半辈子都是默默地住在乡村，过着清淡甚至家徒四壁的生活。

　　他们当中曾经有一位担任过苏维埃政府的区委副书记。当年，他打着绑腿，穿着洗得干干净净的灰布军装，站在祠堂前的桌子上，手臂忽上忽下，给乡亲们说“扩红”，说“平债分田”。年轻、精干、满腔热情，姑娘们向他投去钦慕的眼神。

　　他们当中曾经有一位是列宁小学的校长，他手把手地教穷人的孩子们写“田、土、屋、衣”。每天，学校窗户里都冲出孩子们的吼唱：“什么是黑的？土中的乌金，富人的贪心！什么是红的？清晨的日，工农的血！什么是黄的？穷人的脸和身，富人的谷和金！”

　　他们当中曾经有一位是西路军某部的连长，在甘肃与青海的交界处被马步芳的部队堵截，负伤被俘，逃脱后，辗转于甘肃、宁夏，打长工二十余年，其间几次想回家乡，可听说自己参军后国民党杀了他全家，1954年才回老家。

　　他们中曾经有一位是小脚姑娘，参加红军时才十来岁，加入了童子团，因为小脚走不动，跟不上部队，失散后再找到部队却发现已经没有女兵了，于是在当地嫁了人，做农民，种庄稼。 ……

　　1979年国家进行优抚大普查后，对“红流”人员给予定期定量补助，最初的生活补助费为每月6元，以后逐年提高。根据民政部门多次对红军流落失散人员进行的普查登记，目前尚有接近八万“红流”人员（在乡退伍红军老战士，截至2004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