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他的获奖理由是：“在追求故乡忧郁的灵魂时发现了文明之间冲突和交错的新象征。”中国的作家们再次落空。昨天，记者落了个“俗套”，带着“诺贝尔文学奖离我们有多远”的疑问，采访了一些南京的作家，来听听他们对奥尔罕·帕慕克，对诺贝尔文学奖，对中国文学，都有什么样的看法。
叶兆言：
我一直想尝试那样的叙事方式
巧的是，早在奥尔罕·帕慕克被揭晓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叶兆言就看过《我的名字叫红》这本书。当时，出版社邀请他写一篇书评。还没动笔呢，那边就传出奥尔罕·帕慕克获奖之事。为了避免“攀亲”一说，叶兆言也就搁笔了。其实，看完这本书后，他对小说的奇特叙事方式十分感兴趣。《我的名字叫红》以细密画为线索，采用了一种非常奇特的多重叙事的手法：所有的角色都是主人公，都站在“我”的位置发声，每一章皆以“我”开头，“我的名字叫黑”、“我是奥尔罕”、“我将被称为凶手”……每一个人都滔滔不绝地说自己的故事，以及故事中的故事，让小说置身于“历史魔幻”之境。
叶兆言告诉记者：“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看过这种特殊叙事方式了。俄国著名作家伽尔洵的短篇小说《事件》就是这种写法。我对这种方式也一直很困惑，想了很多年，曾经希望自己按照这种方式创作长篇小说，但是一直犹豫读者是否能接受。而《我的名字叫红》就是这样的一部长篇小说。事实证明大多数读者还是能够接受这样的叙事手法的。”
至于中国作家为什么总是与诺贝尔奖无缘这样老生常谈的问题，叶兆言笑笑说，“奖嘛！不就是那么回事嘛！任何一个奖都有它自己的眼光和标准，不用太当真。得了诺贝尔奖是个好事，没得也不是坏事啊！我写东西，最希望的是大家能够关注作品。”
韩东：
中外作家干的不是一回事
韩东在被记者询问：“诺贝尔奖离我们有多远”时，“噗嗤”一声笑出声来：“什么？多远？这差距不是一点半点啊！”韩东表示，同样是写小说，中国作家和外国作家不止存在语言上的差别，目的、着眼点都不一样，根本干的就不是一回事嘛！
每到文学奖颁奖时，媒体都要大谈中国文学与诺贝尔奖的关系，文学家们心里也想着如何往上靠呢，其实，它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奖，我们这么在乎地追逐它，反而是降低了它的含金量和品位。韩东说：“就算得了诺贝尔奖，又怎么样呢？只能为作家本人及作品的传播带来便利和影响，对提升整个语言的地位，并没有太大的作用。”
黄小初：
获不获奖要看翻译水平
江苏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黄小初经常跟好朋友苏童、毕飞宇说：“你们说不定能获个诺贝尔奖。”他这样说，是基于一番思考的：“看看这些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他们其中有众望所归的，像奥尔罕·帕慕克、库切，也有令人大跌眼镜的，所以诺贝尔评委的口味难以捉摸。但是它一定会把目光投向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的。”黄小初表示，其实中国并不缺少很好的文学家，尤其在江苏，有苏童、毕飞宇、叶兆言，但是一经翻译，文字就失色了，加上诺贝尔评委之一的中国通马悦然也退休了，中国作家离诺贝尔文学奖似乎又远了一点。不过，通过翻译，让文字增色的也不少，哪天大奖颁给了一位二流作家，大家也别奇怪！
快报记者 史丽君
【嗑书成瘾】
在书中经历自己的命运
我写这篇书评的目的，是想向这本书———《我的名字叫红》的作者致敬。
一桩谋杀案、一场费尽心机的侦破，作为本书主线的故事并不很引人入胜，引人入胜的是由此带出来的另外一个世界。作者如同细密画大师一样，一点一点地描绘出了十六世纪的伊斯坦布尔。如同繁华的背后总是另有故事，本书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也远非故事本身。
这部小说高明的地方在于它的叙述方式。故事中的所有存在物都在说话，所有的人，活人和死人，男人和女人，都在说话。叙述成了每个人的生存方式。被害者在一开始就滔滔不绝，妇人在夜里在喃喃自语，老人在宝库里喋喋不休，甚至连被画出来的一棵树，都在愤愤不平。每个人都是叙述者，每个人都带着情绪活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试图通过叙说来获得形体之外的东西，不是财富和权势，不是荣耀，甚至不是爱情。在书中，众人的隐秘心灵借由那幅树的画像，在故事刚开始不久就说了出来：“我不想成为一棵树的本身，而想成为它的意义。”
唯一沉默的，只有作者。或者用一个朋友的话来说，这本书最关键的“地方”是作者的野心。作者就是这本书、这幅细密画的大师：在让书中的每个人都有了自己强烈的风格之后，他以纯熟的手法将自己的风格隐去。我似乎可以看到作者得意的微笑。帕慕克如同隐性的导游，带着我们经由一条老调的路线，悄悄走进一个曾经繁华似锦的世界。这个世界中的所有主角都没有发现我们，而我们自己也毫无知觉。在关于电影《盗火线》的一篇著名影评中，有这样一句话：当艾尔·帕西诺和罗伯特·德罗尼坐在咖啡馆里的时候，我希望自己是桌上的那一杯咖啡。在阅读本书的时候，我有了同样的感触，我觉得自己是这幅色彩绚烂，风格华丽的细密画中的一个部分：树，画笔，路上的行人，甚至奥斯曼大师的那根针。我们甚至可以说，我也在那里；我也有我的故事。
在读完本书之后，我知道，我已经不单单是一名读者，如同这个故事里所有物件一样，如同所有其他的读者一样，我已经经历了我自己的命运。我不可能成为那棵树，或者那只狗、那根针，我只能拥有我自己的叙说。帕慕克的个人风格终于在书名和内容之间的张力中展现了出来：我的名字叫红，书名直逼意义，但书的内容却表达了意义在面临存在时的无力。叙说、观看，甚至意义，都永远只是开始，这是故事背后的秘密，也是作者在意义之外想要说的话，读者是不是能够看得出来，我想，帕慕克并不关心，因为这是读者自己的事情和命运。 马六甲
【视频回放】
帕慕克：
获诺贝尔奖的“畅销书作家”
延续近些年来形成的一个传统，瑞典人把本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授给了一个“陌生人”———土耳其作家帕慕克。中国读者，包括文学圈内的人士，对他知之甚少。本周一，专门和外国文学打交道的译林出版社资深编辑袁楠做客“生活南京.com”，就她了解的帕慕克和有关诺贝尔文学奖的情况，和快报的读者做了在线交流。
先绘画后写作
和许多作家一样，帕慕克在大学里，学的并不是文学专业。1952年，他出生在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一个建筑商的家庭，或许是受家庭影响，他在大学读的是建筑专业。袁楠介绍说，其实帕慕克最喜欢的是绘画，他从6岁开始就梦想做个画家，尽管这个梦想老是被家里人阻止，他还是一直画到了23岁，在那一年，他用自己的另一个梦想替代了绘画。这另一个梦想就是写作。他在伊斯坦布尔建筑大学学了三年建筑后，转到伊斯坦布尔大学学新闻，并开始文学创作。
东西文化兼具
土耳其地跨欧亚两个大陆，伊斯坦布尔既是一个亚洲城市，也是一个欧洲城市，奇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这是一个东西方文化交汇的地方。这个得天独厚的地理文化环境，使得帕慕克很自然地把东西方文化同时揽在怀中。据袁楠介绍，帕慕克对历史、文化非常有研究，对土耳其文化非常热衷，但是他内心里又接受了很多西方的文化。“他在西方文化的中心城市纽约生活了三年，像出生在西印度群岛的诺奖得主奈保尔一样，他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很深，他的许多观念都是西方的，但是他的内心还是很传统。单纯就绘画而言，帕慕尔一直认为东方的绘画是用神的眼睛看世界，而西方的绘画是用个人研究来看世界，他认为西方审美高不过伊斯兰的审美。”袁楠坦言，在西方文化占据主流的语境下，作为一个东方作家，他的内心肯定有挣扎，有冲突。
既畅销又艺术
帕慕克是诺贝尔文学奖“候选大厅”的常客，去年他就是热门人选。袁楠说，去年落选的一个原因是帕慕克的小说太过畅销，他几乎是土耳其最畅销书的作家。诺贝尔奖当然不能随随便便地奖给一个畅销书作家。尽管帕慕克的书很流行，但在本质上他绝对是个严肃作家。“他和村上春树不一样，村上的书里流行的元素太多。”袁楠表示，帕慕克对历史非常着迷，他的很多作品都和历史有关，代表作《我的名字叫红》说的也是年代久远的故事。他在写作中借用了很多通俗小说，诸如侦探、爱情小说的结构模式，使得小说引人入胜，很好看。但是他从不简单地照搬，而是有选择地利用，本质上他是个不折不扣的艺术家，他像喜欢卡尔维诺一样，喜欢迷宫。《我的名字叫红》就是个迷宫，很好看，但是你真要弄清楚它，要费很多心思，你得满负荷地开动你的智力。
快报记者 倪宁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