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结束70周年。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的艰苦行程，到达陕北。而这是缔造共和国的一个重要开始。本书以关注细节、散点式的记录方式为主，涉及了许多以往未曾涉及、关注的内容，诸如红军长征食谱、长征时用过的器物、红军病历、长征中的浪漫主义精神，长征的参加者以及长征中流散各地的红军士兵的命运，等等。

　　她们是战士

　　长征前夕，在瑞金曾有过一次特殊的体检。这次体检是专门针对女性红军干部的。由于预料到未来的突围转移将面对非常艰难的战斗环境，考虑到妇女的体质问题以及精简队伍，将一百多名参加体检者刷掉一大半，只剩二十多名女红军合格，加上免检的几位在中央机关和军队工作的领导夫人，中央红军最后统计有三十名女红军被批准参加长征，而其中客家女性有十二人。

　　这三十名女红军中完整走完长征的人都成了军队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比起众多的男性红军，她们幸运得多，因为她们每一个人都清楚地留下了自己的名字，即使是最普通的身份。

　　当时红军中关于性别的外在区分是很不明显的。那时候女红军都穿着宽大的军服，几乎看不出女性的特征。有一件事情就可以看出女红军在长征中的情况：1935年，红军到达甘肃小镇哈达铺，当地妇女见到长征中的女红军都万分惊奇，不敢相信眼前这些短头发、穿军装、皮带上挂手枪的人真的是女人。后来把女红军带到家里，仔细端详，摸摸她们的胸脯，跟着她们去茅房，才消除疑虑。

　　长征途中打仗自然是男红军的主要任务。女红军只有在遇上特殊危急的情况下，才要打仗。但她们在长征路上的各种琐碎的任务很多，一点都不比男红军轻松，同样也会遇到生命危险。

　　女红军的身份一般是“工作队员”或“政治战士”（这个称谓在长征初期非常流行，后来却不常使用了）。女红军把自己的工作形容为“走前走后”，通常是：前一晚了解部队第二天的宿营地，然后早起提前出发，提前到达目的地，筹备好粮食，请好民夫，这就是“走前”。

　　但并不都是顺利的时候，例如提前到了目的地，但当地群众却躲起来，把粮食密藏，女红军虽然完成了行军任务，却没有完成工作任务。于是又得想办法去寻觅躲藏的群众，费尽口舌动员他们为红军当民夫，如此来回折腾，反而累得还要走在队伍的后面。这就是“走后”。

　　如此“走前走后”，每天就要多走出一二十里路，加上要走许多弯路、回头路、冤枉路，她们也无奈地形容自己其实是“走了三万五千里的人”。

　　作为“政治战士”，女红军除了一路上扩军，雇请民工、民夫，跟随担架外，还要做经济工作：打土豪和筹粮筹款。粮和款是红军的命根子，那么多战士要吃饭，而粮食除没收、征收土豪的之外，还得用钱购买老百姓的粮食才能尽量满足要求。这种经济工作也就具有了浓重的政治色彩。女红军们每到驻地，安排好伤员，便要马不停蹄地去完成这些神圣而又紧迫的任务。而这时正是人们最累、最想休息的时候，她们却仍在忙碌。

　　这支人数不多的红色娘子军随着大部队继续前进。她们顽强、坚毅，有着惊人的内在力量。她们给自己提出的行军口号朴素而简单：“不掉队，不带花，不当俘虏，不得八块钱”。当时红军的规定是把生病、负伤，实在走不动的红军，每个人给八块光洋，寄在百姓家里。“不得八块光洋”，就不能掉队，不能负伤，不能生病，这几条男红军做到都不容易，对女红军来说则更增加了难度。

　　中央红军的三十名女红军，除了三名同志因为各种情况途中留在当地开展革命工作外，其余二十七名同志都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还有几位女红军在长征途中产生了爱情，完成了婚姻大事。有三名女红军贺子珍、陈慧清、曾玉在路上生产分娩，留下了红色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