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八点一刻，我挤在上海地铁车厢里，像宁波汤团一样柔软。我想到走过新梅天桥时看到桥底下拥堵的汽车在缓慢爬行，感到了幸福。在这种幸福感的抚摸下，我对车厢里的拥挤也安之若素了。

　　幸福这东西，就像海龟下蛋，一旦开了头，就接二连三。我正玄想翩翩，车辆停靠在一个站台边上，一伙强盗般的乘客一拥而上。我变成了一个更扁的汤团，紧紧地贴在别人的肉体上，一股凶猛的香水气味，像拳击手一样击打着我的鼻孔。我死死抓住车厢扶手杆，就像刚刚缴械了的伪军。在地铁里，我总感到不安。我像一个潜水而至、或者跳伞降落的特务，自以为伪装巧妙，人民群众却一眼识破。

　　我回头，凝眸，看到一个圆滚滚、硬邦邦、黑黝黝的阿姨，双手捏着一张免费散发的报纸，高举在我脸旁，鹰隼般锋利的目光通过眼镜的折射和聚焦，利剑一样钉在报纸上。我温和地看着她。她的报纸弄得我很不舒服。这位阿姨的身躯本来就比较庞大，再加上报纸，其占地面积蔚为壮观。这不符合地铁最优运营成本的原则。如果她能够稍微收敛一下羽翼，起码可以多塞一名乘客———不断地涨价，使劲地塞人，上海地铁迅速地成长为全世界最赚钱的地铁营运商。

　　该阿姨不仅让上海地铁的利润产生了轻微缩减，而且警觉地用眼睛的余光从眼镜框外瞥蹭我。在二十二分钟左右的旅程，我就此被小概率事件击中，跟这位阿姨相依为命，彼此你进我退，为一根扶手的铝杆而明争暗斗，上下其手。她双手执着报纸，用肩膀依靠在铝杆上，其实也就是我的手臂上，获得了舒服的姿势。我不能丧失这个阵地，不断地暗暗使劲拱她，希望我的胳膊肘硌得她不舒服，她就可以稍稍让开一点。她的舒服是以我的不舒服为代价的。认识到了这一点，让我感到更加不满。

　　以我的身高，在地铁车厢里不具备一览众脑袋的优势。我举头望过去，是一片肥瘦不一、厚薄各异、光滑粗糙并存的脸庞和下巴。在这些脸庞之上，是黑压压的头发。车厢里散发出混杂了无数体味、香水味、食品味的气息。我们每个人都反复吸进，呼出，穿厢风将之裹挟而去。

　　有人的地方就有斗争，领袖说，有斗争就其乐无穷。

　　根据我实地实历的经验，人少的地方斗争缓和，人多的地方斗争剧烈。在上海这个人口接近两千万的城市里，楼房傍楼房，人群叠人群，日常斗争不可违不多矣。我和这位素不相识的阿姨，不过是这万万亿亿斗争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我们为立足权而努力，为生存权而暗斗。拥挤和斗争或许也是城市发展逻辑的一个组成部分。人们不得不时时警醒，奋勇向前。在这样一种无所不在的危机感和紧张感中，工资得以上涨，房价乘势飙升。

　　幸福感和紧张感如同孪生兄弟，须臾分开不得。

　　对问题的思考离不开具体环境的制约。假设地点换成某个风花雪月的郊外，阿姨变成野蛮女友，我脑子里翻滚着的一定是“缘分”这个词，并且，我会用沾了蜂蜜舌头，缓缓地对她口吐莲花。

　　我会说：三生修得同船渡啊，小姐。

　　文化、修养、内涵，举止，要啥有啥。

　　叶开：编辑，小说家，文学博士，出版有长篇小说《口干舌燥》、《我的八叔传》、《三人行》等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