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结束70周年。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的艰苦行程，到达陕北。而这是缔造共和国的一个重要开始。本书以关注细节、散点式的记录方式为主，涉及了许多以往未曾涉及、关注的内容，诸如红军长征食谱、长征时用过的器物、红军病历、长征中的浪漫主义精神，长征的参加者以及长征中流散各地的红军士兵的命运，等等。

　　各民族一律平等

　　在路上，红军的住宿质量也有着天壤之别，他们住过大军阀的洋楼，藏族贵族住的豪宅，住过普通民宅，也曾睡倒在屋檐和树荫下，有条件的红军或许能把自己的油布毛毯铺在地上或盖在顶上，没条件的就只好露天宿营了。

　　在红军的回忆中，提及自己搭建的临时帐篷的记录比较集中地出现在过草地的时候。“每人用棍子往地上一插，靠小树搭块油布遮雨，大家背靠背挤在一起宿营”；“（红军）燃起了火堆，漫山遍野的篝火映照着简陋的布棚，显得五光十色，顿时使无人烟的草地充满了生气”。这样的场景让萧锋一天的疲劳消除了大半。

　　红军在行进中也开展了评比模范的活动，例如在群众家借宿后，能否“完全做到上门板、捆禾草，把地上打扫干净；保持厕所清洁，不随便屙屎，宿营时掘厕所”成为评判标准，红军还要求战士们进出要宣传，“进入宿营地时，要向群众做宣传，出发时要向群众告别”，用许多细节去塑造文明之师的形象，以获得沿途老百姓的支持与欢迎。上面所说到的门板、禾草和地面都是红军跟百姓借宿的临时睡床。

　　1936年2月，长征途中，王震与苗族人的合影。一开始，苗族人对红军都很害怕，纷纷从家里逃到山里，躲藏起来。红军长征期间有三分之一的路程是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区域里经过的。代表贫苦阶级的红军和地处偏僻生活艰难的少数民族之间，却并非想象中的那么容易沟通。能不能顺利通过情况复杂的各少数民族地区，就成了长征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因此红军在长征途中极为重视民族政策，“实行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这些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句子在当时却是新鲜的口号。

　　1934年11月底，红军进入湘桂黔边境苗、瑶等族地区时，红军总政治部颁布了《关于我军沿途注意与苗民关系，加强纪律检查的指示》，要求红军经过苗民地区“不打苗民土豪”，不杀苗民的牛，这些措施得到苗族上层和群众的支持，使红军得以顺利通过。

　　1935年初，红军进入黔西北、滇东北及四川凉山彝族聚居区。为消除彝族人民的恐惧心理，红军针对彝族的情况印发了布告，布告指出：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彝汉贫民，都是骨肉兄弟。尊重夷人风俗，不动一丝一粟。设立夷人政府，夷族管理夷族，真正平等自由。也就是这份通告首次提到了“长征”两字。朱德总司令发布的这个《中国工农红军布告》，阐述红军借道北上的意图，严令部队秋毫无犯，并且“没有命令，谁也不准开枪”。

　　在流传下来的关于红军与少数民族关系描绘的基调都是和谐的，但事实上当时的情况则是非常紧张的，有些数量较少的先头小部队、掉队的红军在路过彝族区域时，甚至被脱光了衣服。这样的情况也同样出现在国民党的部队里。不过，红军最终采用了明智的政策，刘伯承与彝族的头人结拜为兄弟，并提供武器给对方，以借道的方式，红军主力用了七天七夜安全通过。接下来红军就以令人惊叹的速度和方式强渡天险大渡河，攻克泸定桥。

　　红军参谋长刘伯承与彝族沽鸡家支头人小叶丹在彝海边杀鸡共饮血酒结盟为兄弟的故事，史称“彝海结盟”，这个地方在距冕宁县城28公里之外的群山之中，是一个海拔2280米、森林环抱的高山湖泊，名为“余家海子”，现在当地立有纪念碑，中国领导人包括胡耀邦、江泽民都有题词。不过由于路途遥远，来的游客并不多；就是专门走红色旅游线路的团队，很多也把大凉山视为畏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