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来，73岁的常州人李延良每天的“工作”就是从早到晚看书，然后从书中找出错别字。他不但从中小学教材和《辞海》中找出几千处错误，还从金庸、余秋雨等大家的作品中挑出成百上千的错误。

　　他被余秋雨称为“一字之师”，他被人喻为“中国第一字痴”，他还因为错别字而与季羡林打官司。

　　10月13日，他从常州出发，开始了他的“全国文字质量万里行”，要“消除汉字谬误，迎接北京奥运会”。

　　给辞海“找茬”

　　“挑”出名气后，人民文学出版社高价请他挑错

　　12日，记者来到了李延良位于常州市区翠园小区的家中。他家中比较简陋，最惹眼的就是他床头几大橱柜的书。今年已经73岁的李延良，说话声音洪亮，面色红黑。一谈到他发现的错别字，就显得特别激动。

　　从2000年左右，李延良就开始给中小学语文教材找“茬”。每逢开学，他都会去买一套新版的中小学语文教材，通读之后，就会制作一张“勘误表”，然后用挂号信寄给出版社，“出版社收到信后，有的会在第二个版本中将错别字改正过来，有的则坚持不改。这几年，我在中小学教材中挑出的错误，总共有几千处。”

　　不仅中小学教材中有这么多错别字，在《辞海》中，李延良也找到了很多错别字。比如1989年版本《辞海》365页“南通伶工学社”词条注解中关于一处人名“张謇”被错误地写为“张骞”，“张骞为汉朝人，张謇为清朝人，前后相差一千多年。”

　　在1989年版本的《辞海》中他发现了有2000多处错，1999年的版本只更正了一部分，出错处仍有近2000处。曾担任《辞海》编辑委员会委员的许惟贤教授在1998年回信给李延良说，“辞海中确实有不少错误，出现这些错误，除了不细致的原因外，还有两个因素：一是因为《辞海》是集体的产物，数百人参与，许多人非语文工作者，用字不规范，二是《辞海》的定位是综合性，又古又今，又词语又百科，对内容的规范性牵制很大。”

　　他挑错别字挑出了名气。人民文学出版社曾请他校对26种文学名著给了2万元审读费，江苏教育出版社则请他校对初中课本后也付了2000多元钱。

　　曾注册“挑错公司”

　　“常州文字标准化咨询部”成立两三年后就“破产”了，没有人来咨询，都是他主动上门，也不收费。

　　李延良告诉记者，他退休前一直从事技术工作，还当过电工、钳工，最早对找错别字发生兴趣是在上世纪60年代。“那时，我在常州一家电机厂先是当工人，后来就做‘标准化审查’，主要是对设计出来的图纸啊什么的进行‘勘误’。”他说，他起初是看一本《电工学》一看就发现里面有不少错误的地方，觉得很不舒服。就用纸和笔记录下来，然后邮寄给出版社。出版社很认真，将信转给作者，作者给他回信，并承认他指出的错误，还表示感谢。这就是他与“字”结缘的开始。

　　随后，李延良就一发不可收拾对“字”发生了兴趣。退休后，1989年李延良还到工商部门注册成立了“常州文字标准化咨询部”。“那个时候，我就到常州大街小巷上转，看店铺招牌、宣传标语，只要是公共场合有文字的地方，我都会去纠错。”但是，这个“常州文字标准化咨询部”成立两三年后就宣告“破产”，“没有人主动来咨询，都是我主动上门，基本上也不收费。人家还是不高兴，觉得我多管闲事。”说到这，他无奈地摇了摇头。

　　多次与名家“叫板”

　　金庸来信：阁下……为拙作做出重要校改，实不胜感动，而感谢之至。

　　在与社会上的错别字作斗争中遇到挫折后，李延良改变了“战略”。他告诉记者，我开始看那些名家的作品，“虽然他们是名人，但是错别字都不少。”

　　1998年知名作家张抗抗在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常州字痴李延良给王蒙、萧乾、汪曾祺等一百多名作家作品找错别字。1998年我到常州签名售书……他给我的书中找出了许多错别字，逐一核对，果然发现是错误的。每一个错误都难逃他的法眼。”张抗抗的《作女》繁体版出版，因为张抗抗的特别提议，李延良被聘任为该书的特约校对。2003年10月张抗抗在给李延良的题签中写道：“感谢您的校阅，作者、读者都受益。”

　　而让李延良成名、其“第一字痴”的名号在全国叫响，则是被余秋雨尊称为“一字之师”以及和金庸、季羡林的“官司”。

　　1995年，李延良给著名作家余秋雨去信，指出《文化苦旅》中的多处错误。1996年，余秋雨专门回信致谢,并将李延良与古代“一字师”相提并论。 1998年8月，余秋雨的另一部作品《山居笔记》出版。因为余秋雨的推荐，文汇出版社专门请李延良担任该书第五校的校对。 李延良告诉记者，他校出《山居笔记》中100多处编校质量差错，文汇出版社一一作了改正。

　　早在1998年，李延良买回几本金庸小说回家“研究”，发现《射雕英雄传》中有200多处错字和语法错误。随后他写信给金庸，但金庸迟迟没有回应， 李延良急了，他要将金庸“送上被告席”，法院虽然没有受理，但金庸先生终于回信表示感谢和抱歉。

　　记者在李延良家中见到了金庸、余秋雨等给他的回信。金庸写道：“阁下所指点多数是关于文章的错误和遗漏，校读之精，指点之细，为所有来信之所仅有，如此花费大量精力与时间，为拙作做出重要校改，实不胜感动，而感谢之至。” 李延良还曾指出《季羡林自传》中有20多处错误，季羡林没有认错。于是，李延良把季羡林推上法庭被告席。尽管败诉，但他认为自己的“挑刺”是事实存在的。

　　【对话】

　　李延良：

　　写错别字

　　就是犯罪

　　记者：您现在挑错的主要目标放在哪方面？

　　李：主要的精力放在教材和《辞海》的纠错上。教材是影响孩子们，影响下一代的事，《辞海》作为工具书，影响更广泛。

　　记者：您对“中国第一字痴”、“一字师”的称呼有何看法？

　　李：我感到很自豪，汉字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不仅古老而又美丽，同时又具有生命活力。汉字一代代延续，如果谁写错字、用错字，那是一种犯罪行为。名人带头写错别字，更不应该。我做的工作就像打苍蝇一样，看见一只打一只，见错打错，不要因为人人视而不见，而不去管。

　　记者：您觉得自己的工作有没有得到别人的理解？

　　李：大多时候，我的工作得不到理解，这是最让我伤心和难过的。我几乎是免费和义务做这些事情。很多出版社拿到我的勘误表后照着改了，但口头上就是不承认错误，一封信都不回给我。

　　记者：您做这些事，有经济利益上的考虑吗？

　　李：我真的不在乎那钱，只要改过来了，比什么都好，我就感到满足”。

　　记者：您什么时候开始“全国文字质量万里行的”？

　　李：正是因为觉得自己的工作得不到普遍理解，1991年5月，我自费进行了首次“全国文字质量万里行”。当年我57岁。到目前为止，已经开展了5次“全国文字质量万里行”。这次是第6次了。

　　记者：这次“全国文字质量万里行”具体行程是怎样的？

　　李：10月13日出发，经扬州、南京、济南、天津、北京，行程大约25天左右，到了各城市后，主要与教育部门、学校、出版社见面，向他们宣传纯洁文字的重要性。在北京呆的时间最长，可能会有10几天，主要宣传“消除汉字谬误，迎接北京奥运会”。

　　记者：您毕竟七十多岁了，家人对你这次出远门支持吗？

　　李：这次出行，家人并不是很支持，他们担心我的身体，毕竟是我一个人出门，而且费用也不够。但不管怎么样，不管遇到多少困难，我还是对这次出行充满信心。我就是每天吃馒头，打地铺，也要将行程走完。

　　快报记者 刘国庆

　　文/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