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从各行各业名人的网络日记中精选的性情文字，从不同的视角探讨了人生中诸多现实而永恒的话题。脱下明星的包装，走出名人的光环，卸下智者的头衔，也许，只有在日记中，“平凡人”的角色才能得到真实的还原———至少，是相对的真实……

　　关于饥饿的记忆

　　那一年，在外地工作的远房叔叔，来到了村里，给我们每个小孩发了一块糖。我在此前只是用舌头舔过白砂糖，从没有吃过块糖，我们山村里的供销社也没有供应过这稀罕的东西。不小心，也是没有经验，我把这块糖吃到了气管里去了。据后来大人说当时我憋得全身发紫，再后来不知大人用什么办法取出了这块糖。这一年对我很重要，如果这块糖不能及时地取出来，我今后的哪一年就都没有了。糖果对乡下的孩子是很有诱惑的奢侈品，尤其是棒棒糖。我在今年之前从来没有吃过棒棒糖，今年，也就是我40岁的年份，两个儿子要吃棒棒糖，我买了三个，给自己也买了一个，40岁第一次吃棒棒糖，真甜。

　　那一年的一天傍晚，村口土坡上一队年轻人又是敲锣打鼓，又是喊叫。原来村里装了大喇叭，代替了人的喊声。但大喇叭里讲的话我听不懂。父亲告诉我，我们讲的是土话，大喇叭里讲的是普通话。听得多了，慢慢就听懂了。这一年很重要，我从此有机会听普通话了，也是转折性的一年，如果这村里的大喇叭要晚安几年，我的普通话会更差。我工作后积累的第一笔钱，就是给家里买了一台电视机。从那以后，我的过年标志就是回到老家，在西北的热炕上看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一年都没有落下。

　　有一年我在海口，没有路费回家。腊月三十快到吃晚饭的时间了，街上的餐馆都早早关门回家准备自家的年夜饭去了，我与当时我的同事和朋友祝军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大排档，我们俩一边吃着河粉，一边盘算着这年怎么过。祝军建议说，干脆我们俩爬火车，不花一分钱，看能不能到我们各自的老家，天水和南京。我没有同意，我想北方的天气太冷了，这没把握的事要搞不好，会冻死在货车厢里。祝军最后说要去儋县的热带作物学院去看他的女朋友，因为她晕车不能来海口。晚上祝军骑上自行车走了，从海口到儋县的距离是170多里，当时还没有高速公路。

　　送走了祝军，我想要把自己的除夕夜安排好。我与我住的招待所二层的女服务员谈好，晚上在她的值班室看那台黑白电视。但看节目看到晚上9点，服务员说她要睡觉，不让我看了。我只好出来，自己一个人过了一个最孤独的除夕夜。

　　过了这孤独的除夕夜，时间到了1990年，这是我最难忘的一年。海南建省的热潮过去了，经济停摆了，凑热闹的那拨人离开了。我当时管理着一个砖厂，砖是一块也卖不出去。砖厂的民工走得不到100人了，他们都是拿计件工资，没有活干，他们也就没有任何收入。我走到民工的工棚里，问他们上顿饭是什么时候吃的，有人说是昨天，有人说是前天。饿着肚子的民工，静静地躺在那里。这是我度过的最低潮的一年，在这一年看不到任何的希望和生机。

　　也是这一年，经易小迪的推荐，我当上了海南省佛学会的秘书长，在一个无聊的年份，清谈一些有聊的话题和闲事。接下来，我在匆忙和热闹中度过了几年。突然，有一天想起祝军，从朋友那里打听到，他已出家了。随后的几年中，我常常想起与祝军在海岛上共同度过那困难的岁月，也想正是因为有一批像祝军这样的朋友，精神上才感到很充实。又过了几年，突然，有一天接到祝军的电话，说要来看我，我很高兴。见面后，祝军告诉我，不出家了，现在在搞IT，并告诉我他的孩子已经和我的办公桌一样高了。

　　潘石屹/文 SOHO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联席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