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从各行各业名人的网络日记中精选的性情文字，从不同的视角探讨了人生中诸多现实而永恒的话题。脱下明星的包装，走出名人的光环，卸下智者的头衔，也许，只有在日记中，“平凡人”的角色才能得到真实的还原———至少，是相对的真实……

　　多情最数王怜花

　　昨天课前，向学生推荐了王怜花的《江湖外史》，透露了一点“我跟王怜花不得不说的故事”。王怜花是我1983年秋天考进北大后第一个“亲密接触”的人———我们床挨着床。32楼416是间大宿舍，共住10人，五张上下床，三张靠着墙，两张并排矗立在中间。我住清平的上铺，王怜花住小文的上铺，我就这样，跟这位白白净净的福建帅哥王怜花，床单挨着床单，相隔咫尺地成为哥们了。

　　说出王怜花的真名，那也是上世纪80年代响当当的北大才俊，就是蔡恒平———写诗的时候叫恒平。许多人都赞赏他的小说《上坡路和下坡路是同一条路》，其实他的诗写得更入理入情。小蔡普通话很差，花发不分，肉漏不辨，经常努力地卷着舌头说：“今天他妈的真不像发！食堂的辣个棍棒漏丁，发了我四个一毛钱，居兰没有几块漏！”我就教他说绕口令：“大花碗下扣个大花活蛤蟆。”小蔡说得口水直流，还是说成了一片“发罚法发”。这个对他太难，我命令他干脆每天早晚就练“活佛”两个字。于是早上我还没睁眼，就听耳边有个声音说：“活活，活活。”我就活了。晚上我刚一睡着，耳边那个声音又说：“佛佛，佛佛。”我气得简直要立地成佛了。

　　不过小蔡有时候普通话却说得格外流畅。一个是朗诵自己的作品时，一个是跟女生套近乎时。蔡恒平是1967年出生的，比我小三岁，可能是我们班最小的。我格外钦佩班里的几位1967年出生的同学，他们差不多都是才子才女。他们的智力对于今天的城市孩子们来说简直就是神话。小蔡觉得我是语文权威，经常问我这样写是不是病句，那样写节奏好不好。而我们班的诗歌权威臧力却不搭理我那一套语文教条，我一批评他的病句，他就恶狠狠地说：“什么病句？老子这叫象征！”而小蔡特别谦虚，总是拉着我说：“老孔，你再听一遍。”于是他就对着窗户朗诵道：“不要说明天多美好，不要说阳光正灿烂……”

　　小蔡并不觉得自己小，他很有侠气，很幽默。他自封为司令，封我为他的保镖。他说想找某女生谈谈，问我怎么办。我说：“借书呗。”小蔡眼睛一亮：“保镖，你真聪明！”从此他就经常不在宿舍了。

　　遗憾的是，小蔡因病休学一年，回来时就成了84级的了。但那时的北大，各年级住在一楼，同学交往都是打通年级的。从80级到87级，我都有交往。而小蔡很快就成了整个中文系的大侠之一，披件军大衣，带着个同样瘦高的女孩子，到处谈诗歌、谈武侠，后来又喜欢上了喝酒。我现在常跟人解释说我算不得什么“北大醉侠”，比我能喝酒比我更仗义的北大哥们至少还有几十位，王怜花就是其中翘楚。看看王怜花写的武侠文字，那才是我真正想写的东西。

　　《江湖外史》的衬里，写着“本书献给蔡花花小姐”———那是小蔡的宝贝女儿。我早说过，北大这些貌似风流倜傥的才子，其实都是热爱家庭热爱生活忠孝两全慈悲仁厚的“封建余孽”。恰如本书封面写的“既生金庸，又生古龙”，我们的江湖是何等的美妙啊。

　　前天在山东大学讲座后，一位在我博客上骂过我的教授拉着我的手再三向我道歉，说是误会了我的思想。他那真诚的表示使我非常感动，我说博客上的事情，何必当真。我没有受到伤害，人家却歉疚，我不禁想到王怜花说的：“究竟是谁和谁笑傲江湖？”于是脱口一句：自古春风伤往事，多情最数王怜花。

　　孔庆东/文 （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