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当8.6万红军将士离开江西瑞金时，很多人并不知道要走向哪里，但谁也没有想到，他们随后用自己的双脚走过两万多里路，踩出了一条震撼世界的道路。
江西，是红色中国的摇篮，也是长征出发地，为革命牺牲的有名有姓的烈士，江西籍就达25万人之多。72年后的金秋，快报长征采访团第一报道组的寻访就从这里开始。
“哇哩（说了）等你就等你，唔（不）怕铁树开花水倒流。水打石子翻转身，唔（不）知我郎几时归……”
在瑞金，我们探寻到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72年前，丈夫长征北上；妻子在家一直等着丈夫归来。然而，送别的情歌一唱就是72年，丈夫还是杳无音讯。如今，112岁的老人已双目失明，仍每天倚门唱着山歌，期盼能有丈夫的一丝丝消息……
打听丈夫消息72年
老人紧紧地抓住我们的手，摸索着，用力地，像是抓住了期待已久的东西
在瑞金这片“红都”的土地上，今日仍随处可以寻到红色记忆。叶坪光荣院就在红色政权诞生地———江西瑞金市叶坪乡谢氏宗祠的隔壁。这里住着79名革命烈士的亲属，年龄最大的陈发姑已经112岁。
今年10月1日，我们来到这所光荣院。早晨明媚的阳光抚摸着一排排红砖房子，四处一片静谧。我们经过一间屋子，一名老人将整个身子偎在靠墙向阳的小藤椅里，神情安详，写满沧桑的脸上似乎蕴含着极其殷切的内容。
她就是陈发姑，从1958年光荣院成立，就住进了这里。听说我们是从南京来的记者，老人有些吃力地站起来，对于年轻的现代快报，她并不晓得，但听到了新华社这个和红色政权一同诞生在瑞金的熟悉名字，老人的神情急切起来，紧紧地抓住我们的手，摸索着，用力地，像是抓住了期待已久的东西。
“那天同去的我家吉薰有没有什么消息？”老人突然问出这么一句。光荣院的谢院长说，只要“上面”有人来，她都必定会问这句话，希望能打探到一些丈夫的消息。
72年前的10月10日，她的红军丈夫，跟着叶剑英的部队突围北上，开始了长征；72年后，她还在等待着他的归来。
唱着山歌送郎长征
就是丈夫的这句承诺，让陈发姑一直相信，总有一天，丈夫会回来的
陈发姑老人的爱情很单纯，17年两小无猜的生活，16年相濡以沫的婚姻，随后的日子，就全都浓缩成了相思。
1894年，陈发姑出生在瑞金武阳区石水乡下山坝大屋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出生不到200天，母亲生病撒手人寰。为了活命，父亲在陈发姑两岁多的时候，将她送到上山坝大屋的朱家做童养媳，随后也离开了人世。
朱家当时年仅5岁的独子朱吉薰，和陈发姑青梅竹马，感情甚笃。在陈发姑19岁时，他们自然结成了夫妻。虽然日子很苦，小两口却非常恩爱。
1931年11月7日，在中央苏区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三次“围剿”的炮声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瑞金宣告诞生，瑞金许多群众投身革命。陈发姑清楚地记得，她和丈夫朱吉薰听到参加红军是为了打土豪分田地，心里激动不已。第二天，丈夫就到区政府报名应征，成为全区第一批参加红军的青年。
陈发姑也参加了苏区的妇女工作队，成为村里一名妇女干部。那段日子，是陈发姑最快乐的时光，天生有副好嗓子的她，整日里山歌不离口，跑前跑后地忙碌着，组织和动员村里的姐妹们筹粮筹款，为战士们缝制军衣、打草鞋、洗衣裳；到红军医院里帮助照顾伤病员、送饭。为了给红军休养员补补身子，她咬咬牙，把自己家里养着的下蛋老母鸡也杀了，熬成鸡汤……
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1934年10月，驻扎在苏区的红军被迫转移，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朱吉薰将随部队北上。临别前，陈发姑用平时积攒下来的钱到集市上扯了几尺布，为丈夫缝制了一套衣服，做了双布鞋。丈夫轻抚着她的脸颊，安慰说：“不要难过，等着我，等着革命胜利的那一天，我一定会回来的……”就是这句承诺，让陈发姑一直相信，总有一天，丈夫会回来的。
山歌天天唱，72年郎不归
她常常倚着家门，眺望着村口，唱着为丈夫送行时唱过的歌，一唱就是72年
“送郎当红军，阶级要认清，地主啊富农啊都是我们的敌人。送郎当红军，妹妹在家等，消灭了敌人啊，大家有田分，哎呀我的郎我的郎。”回忆起往事，陈发姑情不自禁唱了起来，声音依旧清亮高亢，手有力地挥舞着，表情也生动起来。
谢院长说，老人的身体还好着呢，她乐观开朗，每天晚上八点准时睡觉，早上五点多就起床，虽然这几年眼睛看不见了，但耳朵、脑子都很好使。还有一个信念在顽强地支撑着她，那就是等丈夫回来，每天，她都要唱上几遍这首《送郎当红军》。
红军离开后，国民党军队攻占了瑞金，对革命群众进行疯狂迫害。“树砍光、屋烧光、人杀光”，大规模地烧山、封山……陈发姑跟着村民一起躲进了山里，但还是不幸被捕。她既是妇女干部，又是红军家属，敌人对她严刑拷打，还逼着她与当红军的丈夫离婚。
但陈发姑相信，革命一定会胜利，丈夫一定会回来。凭着这个信念，她挺过了敌人的折磨，坚强地活了下来。丈夫走后第三个年头，相依为命的婆婆也死了，家里只剩下她孤零零的一个人生活。她常常倚着家门，眺望着村口，唱着为丈夫送行时唱过的歌。
这歌声，一唱，就是72年，她的“郎”却还是没有归来。
当年一同参军北上长征的老乡们陆续回来了，陈发姑每天更迫切地盼望着，期盼能看到丈夫的身影。然而政府调查后认定，他可能在长征途中失踪了，也可能是牺牲了。身边照顾陈发姑的人也清楚，朱吉薰生还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只是，谁也不愿破碎了她的希望。
陈发姑心中始终坚信，丈夫没有死，他或许是在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既不能回家，也不能通信，只要任务一完成，就会回来找她了……
踏上长征路
长征第一山下，
谁也不知道要走多远
72年后，瑞金云石山下的不少老人们，至今还清楚地记得，那晚，随着一声集合号，住在村里的中央机关和红军总部的指战员在村学堂操场整装集合，静静地离开村庄。人们事后才知道，这一夜中央机关所在地梅坑、九堡的红军同时出发，向于都集结，开始了前所未有的战略转移。
“最精干”的中央政府
72年后，十月的瑞金，沐浴在和煦的阳光中。我们从叶坪到沙洲坝，再到云石山，寻找红军踏上长征的历程。
瑞金郊外的叶坪就是当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办公地。毛泽东曾说：“我们的办公室是小了点，其实，我们的中央政府，恐怕也是世界上最精干的。”
的确如此，虽然地方不大，但外交部、劳动部、财政部、教育部……甚至中央银行金库，如今的国家机关和政府部门几乎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自己的“根”。
作为新华社重点报刊现代快报的记者，我们也在瑞金寻到了“根”：红色中华通讯社正是新华社的前身，1931年11月7日与中国第一个红色政权同时诞生。
如今，很多游客来到这里都有这么一个感觉：当年以瑞金为首都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其实就是今天以北京为首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雏形。而瑞金在成为红色之都后也曾更名为“瑞京”。
动员会上不知走多远
然而，在左倾路线的错误指导下，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
1934年10月初，在红军九军团三师从事宣传工作的刘家祁，和中央苏区机关的1000多名工作人员一起，在瑞金云石山下的马刀口村参加了一个动员大会。会议的主题是转移、如何开辟新的根据地。
今年已经93岁的刘家祁说，会议由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主持，博古也参加了。当时大家其实都不知道这次转移要走多远，走多久，只知道要和其他队伍汇合，壮大力量。
刘家祁老人回忆说，当时，“红一、三、五、八、九军团分别从各地往于都方向集结。在转移的过程中，当时情况十分紧急。在红军长征途经的武阳村，举行了一个军民联欢会。在这里，当地又有不少群众参加了工农红军，一些青年妇女还打了草鞋，送给了要出征的红军。”
在云石山山腰，由杨尚昆题写的“长征第一山”的字样，显得遒劲有力。沿弯弯曲曲的山路攀登不远，是当时中央红军的驻地。当年红军战略转移的动员大会，就是在这个山脚下召开的。也正是在这里，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开始起步。
湘江决战中，刘家祁被飞来的炸弹炸伤了左脚，在湖南蓝山田心铺老乡的家中养好了伤之后，又回到瑞金，和留下来的红军一起打起游击。
而当时一起从这里出发的人中，有两三万人，再也没有回到家乡。
长征第一渡口，
红军儿子用生命守望
于都河，被于都人称为母亲河。72年的时光过去了，平静流淌的于都河，依然是不少老红军魂牵梦绕的永远记忆；72年的时光过去了，老红军钟明到现在都后悔当初渡河时，没有到离渡口不远的家中去看看，“再回到家乡已经是15年后的事情了”。
全城人都来送红军
1934年10月16日至19日傍晚，中央红军一、三、五、八、九军团，先后从梓山乡的山峰坝，县城的南门、西门，罗坳乡的孟口、鲤鱼、石尾和靖石乡的渔翁埠条渡口，渡过于都河，开始长征。
这个雁阵惊寒时节的血色黄昏，从此成为多少人一生难以忘怀的记忆。
当年只有7岁的丁张发紧紧依偎在爷爷的身边，眼睛盯着快步走过浮桥的红军队伍，希望能从中找到父亲的身影。“全城的人都来了。”2006年10月3日，丁张发回忆说。
很多人都和丁张发一样，希望再看一眼自己的亲人———在于都，先后有6.8万人参加了红军，几乎每个家庭都和红军有直接的联系。丁张发家里，4个壮年男子———父亲及3个叔叔全都参了军。
“妈妈当时做了5双鞋子，希望在过桥的队伍中找到父亲和3个叔叔。结果没找到，5双鞋子就分别送给了5名路过的红军战士。”丁张发说，红军走后，他被寄养在了亲戚家中，一直在水上生活。此后，不少曾经帮助过红军或者和红军有关联的家庭，都遭遇了国民党的迫害。
老百姓拆门建浮桥
新建的于都县长征出发纪念馆就毗邻东门渡口，里面陈列的资料记载了在这里发生的故事。当年的于都河平均河宽600多米，水深1至3米，最大流速每秒1.2立方米，河底为砂石，架设浮桥的难度非常大。但红军决定在其中5个渡口架设临时浮桥，要能通过骡马和炮车。
听说红军架桥缺木料，有的老百姓把自家的瓜棚拆了，有的老人把棺木也捐出来了，更多的群众则义无反顾地把自家的床板、门板拆卸下来，送到架桥现场。在百姓的帮助下，红军先后架了十几次，仅用4天时间就架好了5座浮桥。
72年后的今天，于都河上已经建起了6座大桥，最大的两座分别被命名为长征大桥和红军大桥。如今，于都河上尚有3座大桥在建，十一五期间至少还要新建10座大桥。已经废弃的于都河畔的东门渡口，成了于都这个县城的深刻记忆。
老红军回归第一渡
老红军钟明，解放后在东北担任过县长、建设局局长、民政局局长等职。1970年，离休后的他回到了长征的起点、自己的故乡于都。如今，他还经常会漫步来到东门渡口，静静地坐上许久，看夕阳下平静的河水缓慢流过。
而83岁的丁张发老人的住处，距离“长征第一渡”步行的话大概需要15分钟。就这15分钟的路程，丁张发不知道已经走了多少个来回。他拒绝了随子女去城里居住的建议，执意住在渡口边的老屋里，守望着“中央红军长征第一渡纪念碑”。夕阳下每个黄昏在渡口边的徘徊，已经成了老人心中的丰碑和永久的记忆。
长征纪事
长征两万多里
才决定去陕北
红军长征就是一个不断寻找可靠落脚点的过程。
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王新生研究认为，中共中央于1934年9月30日正式决定进行长征。而军事科学院长征史专家徐占权日前说：“长征中，中央曾多次改变转移目标，在走了11个月、行程两万多里后，才确定下了长征的终点。”
1934年10月16日，当中央红军从江西瑞金于都河畔踏上征途，除了“北上抗日”的大方向外，对于要转移到哪里、要走多远，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并没有明确的目标。
徐占权说，长征开始时，称为战略转移，中央最初的计划是到湘西去同红2、6军团会合，建立新的根据地。惨烈的湘江之战后，因敌强我弱，中央决定转兵去敌人防守薄弱的贵州。随后，在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上，中央决定在川西或川西北建立根据地。
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中央决定红军继续北上，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
“在1935年9月12日召开的俄界会议上，党中央认为当前的基本方针是‘首先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造一个根据地，将来向东发展’。”徐占权说，“一直到这个时候，究竟到哪里落脚还没有确定下来。”
1935年9月18日，中央率领红1、3军（即红1、3军团）和中央纵队到达甘肃岷县，并作出把长征目的地放在陕北的重大决策。至此，万里长征终于有了明确的目的地。
“毛泽东是从当地找到的报纸上获悉陕北有红军和根据地的消息，并作出这一决定的。”徐占权说。 据新华社电
毛泽东差一点
没能参加长征
“确定走留人员名单，存在明显的宗派倾向。”江西赣州市委党史办原副主任凌步机日前说，长征前夕，党中央、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人员的去留问题属于“核心机密”，“博古、李德等人尽量将他们认为有‘右倾’错误、不执行中央路线的人，留在中央苏区”。
“起初，长征名单中没有毛泽东的名字。” 瑞金市党史专家刘良说，博古、李德把毛泽东列入留下来坚持斗争的干部名单中。凌步机说，凡反对过博古、李德等人，或与毛泽东关系密切的所谓“毛派”人员，都被留了下来。后来，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人极力争取，毛泽东才得以参加长征。
中央红军主力突围转移后，在中央苏区留下了红24师和地方武装共1.6万余人，以及3万余名伤病员。凌步机说，他们在项英、陈毅等领导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3年游击战。
留下来的干部绝大多数都牺牲了。直到全面抗战开始，他们才走出南方八省的山岳丛林，挺进抗日前线。
据新华社电
位于瑞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旧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