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T12版:特刊*会师陕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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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 年 10 月 12 日 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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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延安 就像 回到了老家
余亚仕郑春平
  吴起,之所以令人瞩目,不是因为战国名将吴起曾在此驻兵,而是因为在这片黄土地上,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终于抵达长征最后目的地,胜利地实现了历史性的战略转移,中国革命的命运从此改写。

  这里,既是红军长征胜利的落脚点,也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起始点。

  这里,历史既上演了叱咤风云的烽火岁月,也上演了军民鱼水、共渡难关的感人场景。2006年10月1日,快报记者踏上了这块红色的土地,穿越时空,寻访那段滚烫的历史。

  当我们踏上这片热土、回顾当年的峥嵘岁月时,更加真切地体会到“长征”二字的分量。

  奔赴延安

  做梦都想找落脚点

  “锣鼓响,秧歌起,黄河唱,长城喜……陕甘军民传喜讯,征师胜利到吴起。南北兄弟手携手,扩大前进根据地。”

  ———《长征组歌》

  时光倒流至1935年10月,吴起镇北风呼啸,黄土漫卷。中央红军一路跋涉,来到了这个陕北根据地的大门。九死一生后他们衣衫褴褛、疲惫至极。可是,当他们看到黄土窑洞门口挂着“苏维埃政府”牌子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激动得泪流满面,个个欣喜若狂地呼喊:“到家啦!我们终于到家啦!”后来聂荣臻回忆说,“长征以来,我们做梦都想找一个落脚点,现在总算有一个落脚点了。”

  “吴起位于陕甘边,鸡叫一声听四县。”从延安颠簸了5个多小时的山路后,记者终于到了吴起县城。看着整齐的街道、林立的高楼,不免有些恍惚———这就是昔日镜头中那个山峁光秃、沟壑深切、窑洞破烂的陕北小镇吗?当地人告诉记者,吴起现在是延安的“小香港”,石油产业带动着全县的经济迅速发展。

  不过,当记者漫步街头时还是发现,这座小城里“长征”的遗迹和影响无处不在。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后,毛泽东亲自指挥了一场至关重要的“切尾巴”战役,从此甩掉了长征途中的“尾巴”,在陕北立稳了脚跟。当年毛泽东指挥战斗的平台山现已改名“胜利山”,成为吴起的标志性景观。就在胜利山脚下,去年建成了占地13亩多的长征广场。记者手抚广场上的群雕、图腾柱、长征路线图,仿佛一下子感受到了这个陕北小城的千钧之重。

  讲述人:吕军(59岁,做了23年的吴起革命纪念馆馆长,刚卸任不久)

  10月19日中央红军刚到吴起镇,国民党骑兵也追到了苏区大门口。虽然红军十分疲劳,但毛泽东当机立断:击退敌人,绝不能把敌人带进苏区去!

  1935年10月21日,“切尾巴”战役正式打响,一切都按照毛主席亲自部署的作战计划进行。凌晨4点半,毛主席登上吴起镇西边平台山,来到设在一棵杜梨树下的指挥所,召开部分干部战前动员会,强调打好这一战役的重大意义。讲完后,疲劳至极的毛泽东对警卫员陈昌奉说:“我现在需要休息休息,枪打得激烈的时候不要叫我,等打冷枪的时候再叫我。”显然,他对这场战役已经稳操胜券了。大概到9点钟,主要战斗基本结束,警卫员叫醒主席,主席视察了一下前沿阵地,风趣地说:“步兵追骑兵,这在作战史上创造了一个奇迹。”说完从树上摘了一个杜梨递给陈昌奉:“这个酸酸的,麻麻的,挺好吃的。”

  经过这次战役,中央红军切断了长征途中一直甩不掉的“尾巴”!战役结束后,毛泽东给彭德怀写了一首诗: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初到延安

  毛主席就住我家窑洞

  “一道道的那个山来呦一道道水,咱们中央红军到陕北。热腾腾儿的油糕哎咳哎咳呦,滚滚的米酒捧给亲人喝咿儿呀儿来吧呦。山丹丹的那个开花红艳艳, 毛主席领导咱打江山。”———《山丹丹开花红艳艳》

  陕北土地贫瘠,人民生活本来很苦,但为了支援亲人红军,为了革命的胜利,他们连夜奋战,集中了大批粮食,驴驮人背,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形成了川流不息的送粮大军。还有的,拿出布匹为红军缝制御寒衣服;还有的,千方百计腾出房窑锅灶供红军住宿做饭;还有的,妥善安置并精心养护伤病员……吴起镇一度成为陕甘宁根据地的工业中心和重要的大后方。

  从吴起镇翻山越岭来到张湾子,在一个黄土坡上,记者看到正对着马路的几孔窑洞。村民们用手一指:“那就是毛主席住过的地方!”记者爬上高坡,迎头碰上正在拴驴的张瑞生:“我父亲叫张廷杰,他在世时经常给我讲毛主席住在我们家的事。你们看,他老人家住过的窑洞到现在我们还留着呢。”

  讲述人:张瑞生(60岁,家住吴起铁边城镇张湾子村)

  1935年10月18日,三个穿着灰色旧军服、头戴灰色八角帽、帽子上还有一个用红布做的五角星的军人走进我家。他们用南方口音,学着陕北人说话:“我们是中央红军,是毛主席领导的队伍,专打土豪、分田地、解放穷人……”一位军人看出我父亲害怕,用手拍着父亲的肩膀说:“不要怕,咱们进你屋谈谈!”他们一起走进我家左面的窑洞后,对我父亲说:“咱们有毛主席领导,有为老百姓谋幸福的红军,今后就不再受地主、富农和土匪的气了,老百姓的日子肯定会好起来的。”父亲看他们如此和气,说的句句话都为老百姓着想,也就不再担心害怕。

  太阳偏西时,红军的大部队来到我们村。有五六位也身穿灰色旧军大衣、头戴旧灰色八角帽、帽子上也有红色五角星的首长来到我家。三位先来的军人指着父亲对首长们说:“他叫张廷杰,这院子就是他的。”几位首长一一和我父亲握手,还说了很多话,但全说南方话,父亲没有全听懂。我家的三孔窑洞全部借给了红军住,左起第一孔窑洞内架起了电台,第二孔窑洞住着几位首长,第三孔窑洞留给了一位大首长。

  晚上,一个军人对父亲说首长要见他。父亲跟着军人走到第三孔窑洞里,看到一位身材高大的首长坐在炕上。那位首长亲切地喊我父亲上炕坐,并询问我们家的生活情况、周围群众的生活情况,还问当地有没有土匪和恶霸……父亲告诉那位首长:“生活只能将就着过,穷人多富人少;上下川都有恶霸压迫人民,他们有枪有势,老百姓都怕他们……”父亲说着,旁边的人就记着。说着说着,父亲感到饿了,他想那位首长也应该饿了。于是,就叫我妈做了一碗放了麻油的剁荞面给首长吃。虽然那碗面里只有麻油和葱花,但那位大个子首长吃完后,意味深长地说:“一年啦,还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饭,陕北是个好地方呦。”

  那时,父亲并不知道这个首长就是毛主席。

  家在延安

  延安现在大变样了

  “二万五千如昨事,惟余斑白舞东风。多少同人何处是?一腔热血吊忠魂。”

  ———《忆长征》

  “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时有10万人,现在大约只剩下1万人了。”抵达吴起镇后,毛泽东在全军干部大会上总结说,“人数虽然少了些,但留下来的都是中国革命的精华……”或许足迹已经模糊,或许名字已经遗忘,可是谁又能忘记那段刻骨铭心、天地动容的漫漫征途呢?谁又能忘记那一个个长眠在雪山草地上的亲密战友呢?当年长途跋涉到陕北的老红军们,大多数已经故去,我们有幸采访到了两位依然健在的女英雄。

  住了几十年的延安大变样

  讲述人:邬家珍(93岁。1933年参加革命,1937年到达延安)

  “长征时我主要做医护工作,给伤病员处理和包扎伤口。”邬家珍老人回忆说,那时虽然是“医护”,实际上根本没有药,伤病员只能硬扛着,好了也就好了,好不了的都牺牲在了长征路上。过草地时牺牲的同志特别多,她自己也遇到过一次危险。“沼泽地里我们只能踩着前面人的脚印走,走错了就可能陷到泥里出不来。我有一次不小心踩滑了,腿都快陷没了,幸亏前后的人把我拉了上来,如果陷到腰部就没得救了。”

  艰苦面前是不分性别的。长征出发前,邬家珍和女战友们都把头发剃得很短很短,一路上根本没法“爱美”,没办法洗头,更别谈洗澡。洗脸、洗脚、吃饭都用一个搪瓷盆子,到后来吃的东西也很紧张,只能吃树皮、啃草根,战士们严重营养不良,“女同胞自从出发后,人人都没有来过例假。”邬家珍老人满脸难过,“走出去才发现,我所在连队中的100多人只剩下20多人了。”

  到了延安后,邬家珍大病了一场。后来被安排在边区苏维埃政府工作,还经人介绍结了婚,丈夫时任机关饭店主任,“经常能与毛主席说上话”。邬家珍也记得很清楚,当时毛泽东很喜欢到体育场一带散步,而且常常都是一个人,连警卫员都不带。“现在延安大变样了,我住了几十年,出门后还是经常不认识地方……”

  我扮成讨饭的去送信

  讲述人:刘天佑(90岁,1933年10月参加红四方面军从事宣传工作,1937年初到达延安)

  刘天佑随部队翻了一次雪山,过了两次草地。雪山上风雪交加,一踩下去积雪没到膝盖,如果不小心踩空了,就很可能掉到山谷里去。在翻山之前,领导给大家下了一道命令:爬山的时候谁都不能说话,也不能笑,否则很容易引起雪崩。而到了草地上就更危险了。黑夜中走在沼泽地上危机重生。有一天晚上,走着,走着,就听见后面的人叫了一声,她回头看时,战友已陷进了沼泽中,只留下一个头,再看,整个人就不见了。“那时候牺牲在草地上的战友太多了!”说到这里时刘老有些哽咽。 “好在我们一路走了过来,刚到陕北时,敌军把我们包围在了村子里,连长派我出去报信,我就装成讨饭的,还朝脸上抹一把草灰,咬着牙,大模大样走去。”谁知道,刚到村口就被站岗的敌军哨兵发现了,“站住!干什么去?”敌军喝道。“我是要饭的。”刘天佑赶紧回答。“家里还有几个人?”“家里什么人都没有了”……就这样,凭着勇敢和机智,刘天佑顺利完成了任务。

  延安印象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千声万声呼唤你,母亲延安就在这里!”

  ———《回延安》

  记者来到延安后,深觉这里不愧是革命圣地,不大的城区内,革命旧址有350多处,真是“步步有遗迹,处处有历史”。站在延安市中心,一抬眼就看到了以前书本上见过无数次的宝塔山。那首传唱已久的歌仿佛又在耳边响起:“杨家岭的红旗啊高高地飘,革命万里起高潮!宝塔山下留脚印,毛主席登上了天安门!枣园的灯光照人心,延河滚滚喊‘前进’!”

  时逢“十一”黄金周,延安是红色旅游热门线路,而宝塔山作为革命圣地的重要标志和象征,更成为人群最密集的地方。当地人自豪地告诉记者,1970年邓颖超重回延安,一下飞机就问宝塔山在什么地方。当她抬头望见宝塔山时,瞬间热泪盈眶。“看到宝塔,才是真正意义上回到了延安。”而诗人贺敬之的名句“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已经被刻成金色大字,赫然列于宝塔山山门旁的显眼位置。当天,记者看到陆续有不少新党员在塔旁的党旗下郑重宣誓。

  杨家岭是中共中央驻地旧址,1938年11月至1947年3月,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和中共中央机关在此居住。这期间,中共中央继续指挥抗日战争敌后战场并领导了解放战争,领导了大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召开了党的“七大”和延安文艺座谈会。在这里我们听说了一些颇为有趣的小故事,说是1939年9月初的一个傍晚,毛泽东及夫人江青、刘少奇、张闻天及夫人刘英、博古、李富春及夫人蔡畅等在窑洞前为邓小平和卓琳、孔原和许明举行婚礼聚餐,孔原被战友们灌得酩酊大醉,而邓小平酒量惊人,原来是李富春等巧施机关,以水充酒,使得邓小平免于一醉。

  枣园离杨家岭也就几分钟车程。1944年至1947年3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由杨家岭迁到这里。听说1943年在解放区军民大生产运动中,枣园举行了军民纺线比赛,周恩来和任弼时都被评为“纺线能手”。而刘少奇和王光美也是1947年2月,在这里结婚的。当记者走进刘少奇的旧窑洞时,不免感叹当时条件之简陋。当地人说,现在看到的枣园内多处旧址都是后来维修的。1947年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后,国民党军队对延安进行了毁灭性破坏,枣园也遭到严重损坏。1953年后,人民政府开始陆续依照原貌维修。

  延安感触

  圣地百姓的幸福生活

  在枣园采访时,记者不能不感叹这里就是“陕北的江南”:绿树成荫,碧草延绵,清亮的幸福渠缓缓流过,如果不是零星分布的陕北窑洞,很容易让人以为这是一处江南园林。最吸引记者目光的,是一对紧接一对盛装的新人,新郎身着笔挺的西装,新娘身穿洁白的婚纱,他们在摄影师的“导演”下,在绿茵上、草坪上变换着不同的“pose”……伴着不停的“咔嚓”声,一幅幅极具现代感的画面与传统的黄土窑洞奇妙地结合在一起,让记者产生了跨越时空般的错觉。

  看着这一幕,记者又记起了吴起镇的长征广场,那里虽然设计了很多长征纪念雕塑或者图标,但在实际上已经成为小城居民最佳的休闲健身之处……“或许,老一辈革命者在这里浴血抗争的时候,他们追求的就是要让后人今日能够享受这样平和、幸福的生活。”记者想。

  “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是落脚点,一个是出发点。”毛泽东曾对陕北作出这句精辟定位,而记者所感觉到的“时空交错”,正是这两个点的印证。这里是落脚点,红军实现了战略大转移;这里是出发点,吹响了动员和领导全民抗战的号角。不过,今日的陕北其实和全国各地一样,又面临着新的出发点,那就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生活———这是新的伟大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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