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出台规定：因见义勇为行为导致诉讼需要法律援助的，法律援助机构将免除对其经济状况进行审查，实行无条件援助。

　　（10月10日《法制日报》)

　　在当今社会，对于见义勇为，太多人固执地将其贴上“非物质利益”的标签，似乎只要见义勇为这样高尚的行为和利益联系在一起，瞬间层次上就要大打折，甚至会被公众所鄙夷。这种逻辑很容易拓展到对见义勇为者的法律援助上，对于那些“流血又流泪”的见义勇为者，没人会对给他们提供法律援助持疑义，但对于那些经济宽裕的见义勇为者，或者不是出于“纯精神”而搀杂着“私利”冲动的见义勇为，舆论有时就会变味。原因不言自明，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就是最好的解说。

　　但问题是，如果说见义勇为是当事人对维系社会善良风俗所尽的“额外义务”，那么，任何见义勇为者都应当得到法律援助，而不必受其他条件影响和制约，包括行为人的动机、品质甚至经济条件。对见义勇为的社会认可，不仅包括精神上的，更应该有物质上的。我们总喜欢为见义勇为附带诸多条件，比如家境贫寒、大公无私等等，似乎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当事人的见义勇为才能更轰轰烈烈，或者说只有在高尚和悲凉的强烈对比下，见义勇为才具有可褒扬的“亮点”。殊不知，对见义勇为的法律援助，从来都是对行为本身的嘉许，也就是说只要当事人有了见义勇为行为，他就应该获得包括精神和物质在内的法律援助。

　　其实，即便有物质激励，见义勇为也不是任何人都能做得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见义勇为注定是任何社会的稀缺资源。既然对见义勇为事前的物质激励和事后的物质补偿，都属于公共财政必然的一项支出，而且这种物质激励的落实还有可能激励更多的见义勇为者，为何一定要让见义勇为者成为“不食人间烟火”的君子呢？

　　利益本身并没有善恶，有的只是获取利益的方式和途径，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一直担心，一旦通过见义勇为这样义举获得的利益都会受到不必要的苛责，那么是不是任何和“利益”有关的东西都要成为“肮脏的东西”，如果这不是伪道德家空洞的说教，那肯定就是对见义勇为最深切的误解。“君子喻于利”显然比“君子只喻于义”更为真实，也更具活力。 （贺方 北京 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