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结束70周年。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的艰苦行程，到达陕北。而这是缔造共和国的一个重要开始。本书以关注细节、散点式的记录方式为主，涉及了许多以往未曾涉及、关注的内容，诸如红军长征食谱、长征时用过的器物、红军病历、长征中的浪漫主义精神，长征的参加者以及长征中流散各地的红军士兵的命运，等等。

　　一份拼接而成的红军档案：长征之前

　　1934年开始长征的红军经过国民党部队连续五次的“围剿”，已经元气大伤。新补充的农民出身的战士占了绝大部分。这些战士的内心或许充满了仇恨和革命的浪漫情怀，但他们走在一起，从外形上看，却并不像一支正规部队。

　　英国籍传教士R·A·勃沙特在贵州境内曾经路遇长征中的红军。他这样描绘第一眼遭遇到红军的场景：“这些人都戴着相同的帽子和佩戴着红色标志。帽子的顶很大，有点像西方赛马骑师帽。他们穿的衣服则很杂乱，简直一个人一个样。他们来自乡下的小村，衣服是随手弄来的而又根本不注意布料颜色，其中有蓝、灰、紫、绿、黄、黑色等等。”

　　此时的红军在之前已经经历过了无数磨难。人员伤亡，衣不遮体，食不果腹。这是一支军事史上也堪称奇特的部队。从出发前到最后建立新的根据地，红军的人数、打扮、装备在行进途中不断发生变化。

　　长征出发时的红军战士，大多数在17至30岁之间，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青少年组成，约54%的战士都在24岁以下，而将领的平均年龄也不超过30岁，非常年轻。

　　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的士兵大部分为江西籍贯。此外福建和浙江籍贯的红军也占较大比例。在长征期间沿途“扩红”（招收新兵），湖南籍、四川籍、贵州籍的红军不断增多。

　　参加红军的人的身份有雇农、工人、中学生、小商贩等等，绝大多数是农民。参加红军的许多人是因为生活艰难、没吃没穿，不愿受压迫。当然也有一些逃婚以及讨厌了在古老的农村生活的一些乡绅，只有极少数的人相信他们是为了寻找革命真理。

　　红军主要是步兵，只有少量的骑兵、炮兵、工兵及通信兵分队。当时的组织体制和编制也不统一，通常是按方面军、军团、军、师、旅、团、营、连、排、班的序列和“三三制”进行编组。武器装备则主要取之于敌，使用缴获的步枪、机枪、轻型火炮和自制的长矛、大刀等古老兵器同敌人作战。在建军之初，红军废除了封建雇佣军队的管理方法，实行人民军队官兵平等、经济公开的民主管理制度。

　　据1934年春季的一次统计，红军第一方面军的阶级构成是工人占30%，农民占60%以上，其中农民中的大多数（不少于77%）来源于苏区当地，而国民党的逃兵和叛兵不超过4%。创建于1927年革命处于低潮之时的最初的红军由前国民党官兵、游民、贫苦农民等组成。

　　上世纪30年代初，红军的发展令人惊异，每年的数量翻倍递增。《剑桥中华民国史》这样记载关于红军的数字：“根据各种估计，1930年，红军总数约有5万人，1931年增加到10万人以上，1932年增至20万人，1933年增至50万人。”

　　在1934年，红军的政治身份比例是这样的：中共党员和非党员分别为28%和72%。而按照毛泽东当时认为的最佳比率应该是1：3。

　　参加长征的红军，绝大多数为男性，中央红军中只有30名女性红军干部以及少数的女护士和女勤务兵，而红四方面军另有一个妇女独立师，兵力近3000人（长征后减员至2000左右，缩编为妇女独立团）。按照这样的数字，长征期间的红军男女比例为90：1。

　　参加长征的红军中，战斗部队（不包括随军人员）和收容纵队（包括警卫部队和内勤部队）的非战斗人员的比例，大约是3：1（据李德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