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台湾明星胡因梦历经半生的探索与跌跌撞撞，亲笔撰写的自传。随着书中细密、点滴的叙述，会发现作者很深刻且很有勇气地正视自己，是一部检视自我，呈现人性丰富内在的“心灵地图”。书中披露了她与李敖的爱恨情仇。

　　离婚之后

　　没多久法官宣判我无罪，心中的钩子一松，外在的结也跟着松了。萧先生在李敖“真凭实据”的攻势下节节败诉，锒铛入狱两次，第三次他决定不再奉陪演出这场荒谬剧，于是偕同剑芬移民美国。每次有人提及李敖，他还是对李先生的才华赞不绝口，没有丝毫恨意，令剑芬更是觉得不可思议。李敖自己在那张长达十八英尺的真凭实据之下也因侵占罪成立而锒铛入狱一次，但他在回忆录中仍然把那次不名誉的牢狱之灾形容成“第二次政治犯入狱”。他深谙群众心理，在一切泛政治化的台湾，人心肤浅到只要是诉诸政治迫害，那股同仇敌忾的浑劲儿一被激起，谁还管“真相新闻网”谈的到底是不是真相，爽就好了！

　　官司过后，我竟然一连三次在台北东区不同的地点碰到李敖。我走过去和他握手打招呼，心里有一种“从未发生过任何纠葛”的诡异感，好像他只是我初识的一名友人，彼此说了几句问候的话便径自上路去也。

　　十几年后当我的健康因剖腹产和畸胎瘤而坠入谷底时，李敖开始在他的电视节目和著作中不断地对我攻讦，令我不禁增生一份心理上的洞见———仇恨的背后永远有相反的情绪，好像他还是难以忘怀或仍然在恐惧着什么。我一直没机会让他理解我在这段姻缘中的心理真相，这似乎是我对他的一种亏欠和未竟之责。

　　自从我进入演艺这个行业之后，几乎没有什么私人生活可言，我在媒体的渲染下好像身边永远有男人陪伴似的，其实我和异性生活在一个屋檐下的时间，十几年总共加起来大概还不到两年。母亲守了三十多年的活寡，我大部分的时间也是寡宿。平常我不是拍电影、拍电视、拍广告，就是登台、主持节目、接受访问，再不然就是出外景、参加影展、宣慰侨胞或演讲。我辛苦工作赚来的所有收入悉数交由母亲管理，她省吃俭用以本金生利、利生本金，我们的生活终于可以不愁后半辈子的吃穿，父亲也不必再把薪水全部交给母亲。

　　表面看来一切已经获得改善，应该皆大欢喜才对，没料到富裕的金钱仍然无法带来宽大的心胸。

　　母亲对于金钱的执著并没有减低，连上西餐厅吃块牛排都舍不得，买来的新毛巾她也舍不得用，全都叠在抽屉里，偶尔拿出来欣赏几眼，用的还是那两条像抹布般的旧毛巾；五斗柜里的罐头放了十年还不扔，豆芽剩下两根也算一道菜，残余的口红仍然用簪子挖出来当胭脂抹，一抹抹了六七年。我提醒她钱已经够用了，不需要再这么紧缩地过了，她的辩白是：“就因为这么紧缩，才有钱的。”我问她：“你不觉得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生活方式吗？赚钱的目的是要提升生活品质，不是要你变成它的奴工。”她立刻把话锋一转，声称自己身体健康完全是因为粗茶淡饭，所以还是要继续节俭下去。

　　然而问题是，她节俭的势力范围总是扩张到我身上，我辛苦工作了十几年，回家吃饭经常面对的还是那两根豆芽，我每个月两万块的零用钱，数十年如一日从未因“表现良好”而调涨过，需要置装时还得大费唇舌，甚至起争执。那段期间我突然对金钱生起一股莫名的反感，觉得金钱只进不出是一种罪过，于是开始大量捐献。心理分析说得真是正确，总是向右走的母亲，一定有一个向左走的女儿。母亲对我捐钱的行为愤怒不已，但我的理由十分堂皇，她也拿我没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