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3日，75岁的姚秀琪顾不上30多个小时的颠簸疲惫，一下火车，就急急忙忙赶到南京理工大学，敲响了朱文华和徐冰若家的门。门一开，80岁的徐老一把抓住姚秀琪的手跳了起来，“蓉一院的小妹妹终于来啦！”

　　朱文华左手搂着姚秀琪的肩，右手挽着她的胳膊，她们是蓉一院里一同长大的好姐妹。时隔68年，往事依然清晰。徐老师说，保育生几乎每人都生过疥疮，当时他们自嘲：干疮加浓泡，三年好一个。三人干脆捋起了袖子，笑呵呵地数着胳膊上的疥疮印。说起保育院里的苦难生活，三位老人如今却谈笑风生。“冬天没办法洗澡，男生头上都长虱子，连眉毛上都有虱子的卵。”徐老拍着姚秀琪的肩说，“小妹妹就拉着我们的眉毛，把它抹下来。用手一捏，‘啪’的一声。”

　　“还记得那年的九·一八吗？”姚秀琪话音刚落，三位老人便神色黯然了。63年前的那个晚上，大家跑到大佛寺对面看乌江，三五成群地坐在草地上。一个

　　600多名皓首“难童”终于在南京相聚。在“九·一八”这个特殊的日子里。

　　68年的时空，被一种情感所击穿。像是回到了八九岁的模样，流着泪，大家抱在一起跳啊笑啊。

　　这一趟寻根之旅，他们走得实在太艰辛。

　　68年前，失去了家园的他们，用一双稚嫩的小脚从安徽、浙江、江苏，走到四川、广西……身边的小伙伴们不断地倒下、离去。

　　68年间，他们不断在走，不断在找寻，他们的根究竟在哪儿？

　　战争中失去的，早已失去。保育会那段特殊的经历，“妈妈”们无私的母爱，才是他们的精神归宿。

　　欣慰的是，寻根路上，同行者越来越多；失散多年的同学，一个个归来，从1988年的第一次少数人的聚会，到200人、400人，今年，队伍已经壮大到了600多人，加上同行的家属竟达到了七八百人！

　　然而，寻根路上，身边的人也越来越少。几乎每一年的相聚，都会成为诀别，在下一次聚会的等待中，总有人默默地离去，再也无法赶来。

　　老师走了过来，吹哨集合。“同学们，你们想想今天是什么日子？”大家沉默了，那一天是9月18日。一个声音响起来：“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几百名同学跟着唱了起来，乌江边一片啜泣声。

　　姚秀琪用手比划着说：“蓉一院在杜宗祠，我们住在忠堂，中间是历代忠臣的塑像，周围就铺着我们的床。”朱文华补充道：“床后面就是流水，每晚都听着水声睡着。石头阶梯的上面是教室和礼堂，现在还保留着呢！”朱老师现在还记得，蓉一院的篱笆墙上写着“我们创自己的家”，院子里的墙上写的是“劳动神圣”，那里，就是难童们心灵的家园。

　　自从1946年分开，“小妹妹”有42年没有见到朱文华了。这次，姚秀琪特地提前来到南京，就是想多待几天。“我的心早就飞到了南京！保育生都老了，相聚的日子越来越少，我们再也不能断线了！”

　　我要在门口等弟弟……

　　2006年9月16日，来报到的老人明显多了起来，南理工华园宾馆的大厅里人头攒动，随处可见白发苍苍的老人们拥抱在一起。

　　72岁的杜民生老人非常“腼腆”，她第一次参加保育生的聚会。她说自己住在甘肃，消息没这边灵光，今年才听说南京有聚会，15日她就赶来了。

　　记者留意到，杜奶奶有些心神不定，总是看着大门外边。“我妈这是在等她的弟弟。”陪母亲一同来的女儿说。

　　“弟弟？亲弟弟吗？”

　　“就是亲弟弟，叫赵玉成。他说好了要来的。”其实，今年70岁的赵玉成与杜奶奶并没有血缘关系，而是她在保育院的小弟弟。“已经50多年没见了。没想到，居然还能见上一面。”那天下午，杜奶奶就执拗地站在报到处大门外的阳光里，期盼的眼神一直望着马路。她说她要在门口接弟弟……

　　然而，直到昨天，保育生报到的最后一天，赵玉成还是没有来。报名处也不见了杜奶奶的身影。电梯里，记者遇到她的女儿，“奶奶等到弟弟了吗？”“没有。她生病了。我刚给她去买的药。”

　　原来，杜奶奶本来心脏就不好，再加上水土不服，现在不得不卧床休息。但是，她又生怕错过了自己的弟弟，叫女儿一直在签到处守候着。

　　16日晚7：55，从香港转机的台湾保育生一行22人也抵达了南京禄口机场，来自海峡彼岸的保育生们回到了祖国大陆。“之前我也回来团聚过，我们有着那样一段患难与共的经历，比亲人相见还要亲。”来自台北的叶宗敉老人告诉记者，他曾在湖南第四保育院待过，能和当年的同学聚会，对他来说意义非同一般。

　　紧拉着手不愿再松开

　　9月17日，是保育生报道处最热闹的一天，老人们的脸像孩子一样充满着潮红。早到的人安顿好住处后，仍然会回到报到处，等待着还没到的老同学。大巴车每从火车站接来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保育生，像遇到亲人一样的老人们就一起抱着尖叫和跳跃，笑容是幸福的，眼角却分明挂着泪水，手也一直抓在一起不肯放开片刻。

　　上午7点40分，火车送来了30多位来自云南和江西南昌的保育生，67岁的肖云来奶奶和68岁的杨邦和奶奶的手从下了火车后就一直拉在一起，“我们都在广西第一育幼院待过，后来又一起读中学，一起当了娃娃文艺兵。不过1952年以后就一直没有再见面，今天当然激动了！”

　　杨先知老师也来了，虽然还没到开大会的时间，但她在家坐不住。“我的学生都要来了，我要接他们呀！”老人欢笑着在大厅里走来走去。当川八院的侍玉良老先生来到她的面前时，杨老师一把抓住了学生的胳膊，紧握着不肯放开。侍玉良的女儿也陪着父亲来了，她告诉杨老师，父亲每天都念叨着她。杨老师高兴地对每一个经过她身边的人说：“这是我的孙女儿！”

　　从1938年到2006年，整整68年，在战争中幸存下来的学生都已是双鬓斑白，而当年的保育院老师还在世的就更是屈指可数了。因为身体原因，安徽休宁86岁的吴国英老师，这次没能来南京，她却寄来了50元钱。“吴老师家经济状况很不好，大家劝她别捐钱，可她不同意。”南京的保育生陆慧英拿出吴国英老师的信，上面工工整整地写了一份自我介绍，说明自己曾在歌乐山第一保育院和壁山大路场宝光寺第五保育院当过老师。“她执意要给大家一点赞助费，这是她的一番心意，也是对我们保育生的爱啊！”

　　患难四兄弟只来了一人

　　在南京理工大学培训楼的招待所，记者见到了75岁的蒋才亮老人，作为一名战时难童，他经历了最艰难的难童大转移。

　　老人其实不太愿意回忆过去，好几次当笑容仍然挂在脸上的时候，就突然把脸转向别处，压抑着自己哽咽的声音。

　　1943年8月前后，年仅9岁的蒋才亮和比他大两岁的哥哥蒋才光一起，为了躲避日军的侵略大军，从湖南衡阳的儿童教养院沿当年的粤汉铁路一直走到四川省重庆。如今坐火车只需要短短一天的路程，这批逃亡的难童们却走了八个多月，“出发的时候，院里点名的是1500多人，可等我们走到重庆的时候，就只剩下400多人了，大部分孩子都在路上死了。”

　　因为没有吃的没有喝的，孩子们只能自己去讨饭、甚至吃野草果腹。饿死的，病死的一路上都是。“当时我和我哥还有另外两个小伙伴团结在一起，有吃的一起吃，要饿一起饿，这一路上看到太多的小伙伴走着走着就倒下了，旁边的孩子想去拉一把，自己却也倒了。”说到这里，蒋爷爷的眼眶涨红了，“我也想去拉，可自己也是半死不活的，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倒下去。有一天我们晚上走得很累很困了，看到路边有间大房子，里面地上睡的都是人，我们就也进去凑合一晚，第二天醒了才发现，这是一间大的停尸间，里面睡的人，再也醒不来了。”

　　最后，四个孩子都顽强地活着走到了重庆。不过，今天能来参加聚会的只有他一个人了，另外两个十几年前都病死了，哥哥还在，也很想来，但老了腿脚不方便了。蒋爷爷眼中带着深深的遗憾，他说，还能来参加保育生聚会，是他最大的福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