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中有万幸，张伯钧和张伯尧、张伯超兄弟三个没有被冲散，他们，加上和他们同村的孙敬龙，来自山东的张建一、张兴义兄弟，以及另外两个难童，在两位老师的带领下，开始了令他们终身难忘的8天8夜的突围之旅。今年已经80高龄的张伯尧虽然有点耳背，但是对60多年前的那场劫后余生记得很清楚。他很肯定他们是最后一批冲出去的。他说100多人一块冲，目标太大，太危险，所以老师们决定由一两个老师带10个左右的孩子分批冲出城去。

　　张伯尧回忆说，两个老师一个姓郭，一个姓吴。郭老师30多岁，长相很斯文，一看就像个读书人的样子。吴老师则是郭老师的朋友，他们是躲空袭时在防空洞认识的。他们两个很会配合，很有救援经验，突围的时候，一个老师在前面带路，一个老师在后面断后。张伯尧说所谓突围其实就是躲日军，并没有预定的方向。因为日军是从北面打进来的，所以他们一开始出了城就往南边跑。“那是真跑啊，就是拼命跑，因为头顶上是日军的飞机，身后远远的是日军的坦克，跑慢了会没命的。”张伯尧说跑的过程中，他们遇到了一个大水塘，他们正觉得安全了，准备歇一会喝点塘里的水时，突然发现正前方出现几辆日军的坦克。他们没有选择，只有往东边的山上跑，因为坦克再厉害，也爬不了山的。刚跑没几步，他们中的一个难童中弹倒地了。“肯定是死了，我们更害怕了，头也不回拼命往山上跑。”这一跑就是好几个钟点，张伯尧他们是中午到达山顶的，一个个累得不行，全都瘫在地上大口地喘气，连老师都累得平躺在石头上，说不出话来。休息了一阵后，这支两个大人，7个孩子的队伍继续赶路，下到半山腰时，他们发现山脚下的村庄里乌烟瘴气，透过烟雾定睛一看，原来那儿已经成了一片火海，火光中还能看见日军的几辆坦克车。“郭老师一看不好，赶紧领着我们绕着往北边走。那会儿我们不仅是累，而且是又渴又饿。但是不走又不行。我们一想起那个被打死的伙伴，就觉得害怕，一害怕，腿再酸再疼也得往前迈。”还好，下山后，没走多远，他们就看到了一个水塘。他们趴在水塘边喝了个饱。

　　后来他们又接连跑了几天几夜，有一天经过一个村庄，因为一天都没吃东西了，他们进村想讨点食物，却发现村里面到处都是死尸。郭老师断定，日军刚在这里进行了屠杀。

　　在逃亡路上，有一件事情张伯尧记得很清楚。当初郭老师有个包，里面装了不少重要证件，有郭老师的工作证件，有介绍信，有钱，因为张伯钧人小听话，郭老师就交给张伯钧保管。张伯尧人比较好强，不太服气，有一天晚上趁张伯钧睡着了，就把那个包“偷”了过来，垫在自己头下当枕头。第二天，因为走得比较急，胆大心却不细的张伯尧忘记把“枕头”带身上了，走了很远才发现。他赶回去找，结果连影子都没发现。

　　“郭老师很生气，就动手打了我，说不要我了，我很难过，但是我没听他的，就跟在他们后面走，他们走我就走，他们停下我也停下。”郭老师拿他没办法，只好又把张伯尧带上了。也不怪郭老师生气，包丢了，没钱没证明（相关证明材料被丢），一路上没让大家少吃苦。

　　因为张伯尧人在安徽，所以记者只能对他电话采访。他有点耳背，记者采访他的时候，一般是先把问题说给他老伴听，他老伴听后告诉他后，他再回答记者。一回答起来，只要记者不打断他，他就会滔滔不绝地说下去，话匣子这么一打开，就有点收不住，话题也不单单是徐州突围，还包括突围之后的林林总总。很显然他有说话的欲望，他想把埋藏在心里60多年的话说出来。或许说出来后，他心就安了，就觉得踏实了。一根电话线把南京和安徽的某个城市联系在了一起，也把1938年的春天和2006年的秋天打通了，历史不再是一堆概念和数字，历史在张伯尧说话的当儿，活了。

　　两个和八个

　　分批突围

　　困居在培正中学的曹孟君处于两难之地：如果带上200名孩子硬冲出去，必是凶多吉少，如若撇下孩子们不管，他们将重入虎口。曹孟君和大家斟酌再三，立即把本地100名儿童送到一座基督教堂暂避兵灾，剩下100名外地儿童，曹孟君决定带他们一道突围。

　　19日上午，日军登上徐州城墙，与城内没有撤退的中国守军激烈交火，曹孟君和老师们带上100名难童向城外突围，到处是激烈的巷战，炮弹随处都在爆炸，街道上军人难民挤成一团。 突围中，难童队伍与老师很快就被人群冲散了。

　　徐州告急

　　1938年3月，中国军队和日军在台儿庄激战那会儿，台儿庄整日炮声隆隆。炮声之猛烈，连家住在徐州附近宿县（今新沂县）的张伯钧也听到了。

　　可能是年纪太小的缘故吧，那年刚满9岁的张伯钧并不是很害怕。不仅如此，几天后，当他做军官的叔叔和一个在徐州行医的大哥，带着他和张伯尧、张伯超兄弟三个，赶赴徐州加入徐州难童收容所时，他还有点得意，因为在收容所他至少能吃饱饭，不必整天饿肚子了。

　　徐州的难童收容所是由从武汉赶到徐州的曹孟君女士设立的。

　　台儿庄战役打响后，武汉的战时儿童保育会，立即着手收容流浪儿童。4月10日，保育总会保育委员会主任曹孟君率领16名队员的抢救小分队赶到汉口火车站，由此奔赴徐州。

　　到了徐州后，曹孟君立即带领小分队冒着硝烟在前线收容流浪儿童。没多久，他们就从前线带回了200多名难童。回来后，他们住进了徐州南关培正中学，在这里正式设立徐州难童收容所。

　　曹孟君深知一旦徐州开战，难童们将在劫难逃，于是她打算让收容所的孩子们搭乘5月13日的军用列车离开徐州。然而，剧变的战事使希望成了泡影。也就是在5月13日，日军的轰炸机投掷的炸弹将徐州火车站炸成了一片废墟，那辆原本让难童们搭乘的列车也被炸毁了。

　　9月16日下午3点，南京理工大学华圆宾馆一楼大厅，记者在“湖南保育生”签到处见到了张伯钧———昔日“徐州突围”中8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1938年5月，两个年轻的保育会老师，带领8个孩子从徐州城突围，历经8天8夜的逃亡，最终安全抵达武汉。虽然岁月的流逝不可避免地稀释了老人的部分记忆，但是一提起那段逃亡经历，张伯钧仿佛一下子就回到了68年前的那个让他刻骨铭心的春天。

　　不停地奔跑

　　因为张伯钧当时只有9岁，所以记者在采访之前，就预料到在他那个年龄，不太可能对当时的突围有太清晰的理解，这理解包括对当时自己“角色”的认定，也包括对突围的线路、时间的记忆。他实在太小了。事实也是如此“那时候我才9岁，什么也不懂，也不知道往哪儿跑，就是跟着他们，尽量不掉队。”突围在1938年5月19日上午开始的。张伯钧没想到，这一跑，竟然就是那么多天。那个时候他觉得路途真是太遥远了，从前走的路加起来也没那几天多。而且他，包括老师和其他难童也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头。于是他们只能不停地跑，不停地躲日军。他们在前面跑，老师在后面断后，像吆小猪似的一直赶着他们跑。

　　张伯钧记得他们是当天下午3点左右的时候，冲出徐州城的，然后向南边方向奔跑了一昼夜，都以为到达了安全地带，可以喘一口气了，但第二天上午，还是远远地和日军打了个照面。于是又赶紧换方向跑。

　　吃野果 睡草垛

　　当时是春天，麦地里的麦子已经长了有半人高，有时候跑不动了，他们就趴在麦地里躲一躲。在麦地里，有时候他们隐隐约约能看到日军的坦克。见得多了，他们就有了些经验，如果远方掀起很大的灰尘，多半那儿就有坦克。

　　因为害怕，年龄又小，尽管有老师在后面赶，有时候实在跑不动了，有的孩子跑着跑着也就睡着了。睡着了还在跑。白天要跑，晚上要跑，实在跑不动了，老师就安排大家在农村的草垛子边睡觉。张伯钧说，因为是春天，路边常有桃子、杏子瓜果，大家饿了的时候就摘路边的果子吃。实在没有东西填肚子的时候，带队的郭老师和吴老师就到当地的老百姓家里讨要、或者买点东西给大家。

　　张伯钧回忆，有一次，老师去老百姓家里要东西吃的时候，发现村庄里几乎没有什么人。年轻的人都跑光了，只剩下一些跑不动又不愿离开家的老人。

　　对于孩子们而言，长时间日夜兼程的奔跑实在是吃不消。实在跑不动了，年龄大一点的难童就带头不听老师话，赖在地上不肯走。这个时候，老师就会给孩子们就讲日军的一些恶行：“你们要是不跑，日军肯定会杀了你的。”听到日军这些骇人的行径，张伯钧和一起逃跑的伙伴们就被吓得哭了起来。于是，突围就在这种求生的本能暗示下日复一日地继续下去。

　　“那段时间，我们都是睡在外面的，有时候睡在草垛子边上，有时候睡在屋檐下面，从来没有在床上睡过一个晚上。哪有床啊？”张伯钧拍了拍身边的床，叹了一口气说。

　　一日长于百年

　　张伯钧不记得他们具体跑了有多久，他感觉是跑了有半个多月。这个说法和8天8夜的说法有出入，与张伯尧的说法也大相径庭。张伯尧很肯定地说他们跑了有好几个月。相对而言，8天8夜是比较可靠的说法，正式的说法是，经过8天8夜的突围，老师带着6个孩子（张伯尧说有一个孩子在扒火车时不幸摔死了）到达了距徐州600多华里的河南省驻马店，在那儿他们坐上了去武汉的火车，并顺利地抵达了武汉。正式说法与两个老人记忆有了偏差，在没有确凿证据的前提下，记者不敢妄下判断。但是记者有个想法，如果8天8夜是对的，那么为什么张伯钧、张伯尧两兄弟的记忆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偏差———不是相差一天两天，而是一个星期，好几个月？记者不是心理学家，但是却知道“一日长于百年”道理。一日长于百年，这长于百年的一日，意味着什么？是意味着苦难，还是意味着绝望？是意味着绝望中的希望，还是意味着别的什么？相信读者会有自己的判断。

　　采访结束，记者眼前浮现的是一个这样的画面：一个久远的被黄色镜片过滤的春天，8个10岁左右的破衣烂衫的孩子，两个三十出头的男人，他们在一条尘土飞扬的土路上奔跑着，奔跑着，永不停歇……

　　快报记者 倪宁宁 邢志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