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刘心武先生在“揭秘红楼”引发争议之后，首次向外界袒露自己的心声，回顾了他研究《红楼梦》的整个过程，讲述了他文学创作道路上的起起浮浮，对自己64年的人生经历作出了全面的回顾。他的一生是不平凡的，显赫的家世、有趣的少年、文学创作道路上的坎坷、揭秘红楼的辛酸等……

　　批斗会戏剧性延期

　　我并不认为我一定得上北京大学。我从上师专起开始离开家独立生活，我渐渐觉得去当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师也不错。我以优异的学习成绩毕业于北京师专，被分配到北京第十三中学教语文。走上工作岗位以后，自然更明显地暴露出了我的种种缺点和弱点，但有一个优点似乎是谁都承认的———我安心教学工作，备课认真，讲授生动，学生们的反响总是不错。我上学比同代人早，所以从师专毕业时才19岁。我一到北京十三中就教初二的语文课，只比我的学生大4岁。现在他们当然都早已走向生活，有的现在还能遇上，他们对我执弟子礼，使我很尴尬———因为我们实际上是同一代人。

　　从1961年夏天参加工作到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爆发，正是我从19岁到24岁的青春岁月。我是一个默默无闻的、缺乏社会生活经验的、性格偏于内向的中学教师，但我觉得自己生活得问心无愧，而且精神上很充实。我读了不少书———不仅是文学书籍，也有不少哲学、历史、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我熟悉了不少人———不仅是学校的干部、教师和所教的学生，更吸引我的往往是学校扫地的工友和冬天来烧锅炉的临时工，以及那些处于北京社会生活最底层的学生家长———建筑工人、三轮车夫、电车售票员、小饭馆炸油饼的炊事员、处于并不重要的路口的交通民警……及至于以捡废纸、看守自行车为生的老头儿老太太。我从他们当中发现了许多令我惊愕的世态人心，更发现了强烈而持久的美。

　　那一阶段我的生活天地很小。学校就是那么大，平日能够延伸出去的生活领域也就是北京北城钟鼓楼、什刹海一带。中学教师几乎没有出差的机会，参加一次到天津兄弟学校的取经活动，对我来说便是生活当中的一桩大事。但就在那几年里，我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北京人，我的普通话说得别人绝听不出四川口音，还能以极够味儿的北京土腔同学校里的工友对话。例如天气闷热时，便会说：“这天哪，盖了盖儿啦!老爷子烟高粱秆儿啊，邪乎!”语言还在其次，我觉得自己已能体会到“老北京”的种种特殊心境。直到今天我写小说，从构思到落笔都使用北京话便是明证。

　　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雨袭来。后来冲击波渐渐逼近了我。我在《北京晚报》上发表的一些“豆腐块”就刊登在邓拓的《燕山夜话》旁边。其中一篇文章认为京剧改革虽好但不宜取消小生等行当、水袖等技巧，再加上我在课堂上所讲的也被回忆出不少“放毒”的成分，于是出现了揭发我“反动言行”的长篇大字报。后来有一天，“群众专政小组”便在校门内贴出了大幅告示：当天下午两点半于操场召开批斗刘心武的全校大会，主要罪名是“猖狂反对京剧革命”和恶毒攻击江青。

　　那天中午我照常到食堂吃了饭。胃口不大好，但也还吃得下去。回到宿舍，我躺在一把旧躺椅上，只祈求挨斗时他们不至于把我打死或致残。

　　后来那次批斗我的会戏剧性地延期了———仅仅是因为“中央首长”发表了一个什么新的重要讲话，必须倾校而出去游行欢庆。而学校偏又进驻了新的“工宣队”，据说“工宣队”的区指挥部看了“群专组”上报的关于我的材料，认为我的“罪行”还不到“全校揪斗”的程度，我便被从轻发落———派到农村劳动去了。

　　后来我也算太太平平地经历完了整个“文化大革命”。就我个人而言，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也没有多少值得特别惭愧的。我实在只是个最平常不过的人，经历着最平常不过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