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罗胡斯·米施曾是希特勒的贴身保镖，1940年到1945年间，从柏林的总理府到希特勒的私人住宅，从“鹰巢”、“狼穴”到纳粹总部，他在5年当中日夜守在希特勒身边，直到第三帝国的灭亡。他目睹了纳粹大小头目的许多活动，见证了许多历史时刻，也了解希特勒的不少秘密，其中包括这个大独裁者与情妇爱娃的私生活……本书由法国《世界报》记者尼古拉·布尔西耶文字整理。

　　希特勒的婚礼

　　我紧挨着电话总机，电话机紧贴双耳，夜以继日地工作着。德军战线越短，我们的工作时间越长。电话从四面八方打来，铃声响个不停，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最后一天。越来越多的平民给地堡打来电话，他们是通过朋友或其他途径弄到总理府总机号码的，总理府的号码一直没有变过。他们在大喊大叫，请求帮助，想了解苏军的位置。“俄国人在什么地方？”他们反复问道。有时，他们也会打电话告诉我们敌军的方位。还有人提到房屋起火，以及发生在他们眼皮底下的敲诈勒索。我接听着每一个电话，却不能向他们提供有价值的东西。最常见的情况是，我让他们耐心点，之后，再小心翼翼地把情况告诉戈培尔，并将电话转给他。

　　后来，在这个貌似迷宫的地堡中央，我们不时听到戈培尔的6个孩子在走道里玩耍，他们甚至到我的工作间里来，三三两两地来找父亲。他们跑着，乱喊乱叫，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有一次，因为他们太吵，我甚至不得不让他们离开我的陋室。衣着入时的玛葛达·戈培尔经常从最里面的房间走出来。有时，我看到她和爱娃·布劳恩在一起，好像总是试图谈论过去和现在的事情、地堡和战争。她俩说，不会离开自己的男人，甚至谈到了自杀。有时，玛葛达和爱娃会结伴到新总理府地堡里逛一圈。

　　地堡里的一些官员收到了一小瓶氰化物或氢氰酸。林格和根舍告诉我，不是希特勒分发的。负责派发胶囊的人很可能是路德维希·斯滕费格医生。我没有收到死亡胶囊，我不属于希特勒亲信圈子里的人。我只是身上随时带着沃尔特PP手枪，子弹上膛，以防不测。我想，在最后的混乱时刻，我可能会朝自己脑袋开一枪。

　　如果苏军攻打地堡，可能会出现一种极端的情况，对我来说，自杀是逃避这种情况的唯一办法。和许多人一样，我已精疲力竭，完全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我不分白天黑夜地工作着，就像一个自动装置，一部不会思维的机器。在末日来临前，我绝对没有想任何事情，我孤立无援。由于进入希特勒地堡受到严格的限制，所以很久都没有人来看我，没有一个同志迈入“领袖”的最后居所。据我所知，即便是希特勒身边的“老人”赫尔穆特·贝尔曼也从未下来过。

　　4月27日下午，在军事会议期间，不知道什么原因，希特勒想找希姆莱的联络官赫尔曼·费格莱因。他显然不在地堡，在总理府的掩体中也找不到他。他们让我给他家里打电话，但无人接听。

　　第二天午夜前，我在楼道里看到两个不认识的人带着一个陌生人过来。我感到很诧异，立即转向身后的约翰内斯·亨舍尔。他简单地告诉我，那是一名民事官员。我睁大眼睛看了看他。“是的，他是一名民事官员，因为希特勒马上要结婚！”

　　婚礼是在走道尽头的小会议室举行的，鲍曼和戈培尔都在场。仅仅过了几分钟，仪式便告结束，民事官员立即离去。希特勒和爱娃重新回到房间，后面跟着几位宾客。我没有进入他们的房间。

　　几乎在同一时刻，特劳德尔·容格来到我的房间，在我身边坐下，一言不发。她重新读了一遍记录，然后在打字机上熟练地敲打起来。这是希特勒的一份遗嘱，是在婚礼前向她口述的。

　　末日已经来临。地堡成了一副名副其实的水泥棺材，里面笼罩着死一般的沉寂。大家都猜想希特勒不久将结束自己的生命。我们中的每个人都在想，在他死后，等待我们的将是什么命运？在前线继续浴血奋战的最后一批德军发回消息：为打破苏军包围的所有尝试均告失败，败局已无法挽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