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进行对比后发现，石钺帽饰的形象实在是古人将蚕的特征概括后所创作的一件完美的艺术形象：圆圆的头、单眼皮、眼梢微微上扬；短吻、重唇，而腹部下的四对足又是那么的契合。特别是背部的横向条纹，纹中的细密斑点在帽饰上也是清晰可见。而它那微微扬起的头，更是与伏在树枝上的蚕的形态完全吻合。

　　证据二：飞蛾图案

　　而且，刘持平认为，将蚕虔诚地放置在石钺的顶端，表现了先民的敬畏心态。可以想见，先民是在祈祷神奇的蚕多产丝。为了印证自己的观点，刘持平前后8次跑到金坛市博物馆，近距离观察同时期出土的一批文物。果然，在出土陶纺轮、陶尊、骨簪上，都出现了飞蛾的抽象图案。

　　证据三：骨针针孔

　　而三星村出土的97件骨针也为刘持平的观点提供了佐证：骨针针孔细如发丝，麻线根本无法穿越，只有丝线才是最合适的。有了这些物证还不够，刘持平仿佛是在侦破一件疑难案件，这次，他勘察了金坛周边的山水环境，发现金坛的地理位置特别适合桑树等植物的生长，而这些正是蚕的食物来源。

　　刘持平的思路一下子贯通了。他赶紧跑到常州图书馆，翻出蚕的照片与帽饰造型进行比对。这对一个刑侦专家来说，发现两个图纹的相似性，实在是拿手好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