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腰椎受伤，医院在做手术时，做错了部位，让丈夫失去了性能力。
妻子是一位敢于挑战世俗的女子，她用法律武器维护了自己的性权利，赢得了一场国内罕见的官司。
丈夫开刀性欲消 妻子怒把医院告
意外受伤
今年36岁的余琳和丈夫张军是10年前结婚的，婚后夫妻感情生活一直非常融洽。然而，这种好日子却因为一次医疗过失而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2001年6月的一天，家中新买了一台电冰箱，在工人往家里抬时，丈夫在搬运工人上楼时搭了一把手，忽听到腰部隐约“咔嚓”了一下，当时就把他痛得蹲在地上。余琳赶紧扶住丈夫，张军想直起腰，谁知那腰就跟断裂了一样。全靠余琳使劲扶着张军，一点点挪着脚步上楼，好歹才进了家门。从这以后，张军的腰部就经常出现问题，只要稍微做些体力活就会感到疼痛。
2002年11月，在余琳的“强行押送”下，张军来到成都某医院看病。经过透视，腰椎的片子出来了。医生把片子对着灯光，一边指点着一边告诉张军：“从片子反映的情况看，你的腰椎间盘变形挺严重，靠一般的治疗恐怕已很难康复。照这样发展下去，病情还会变得更加糟糕。必须做手术。”
一听说要做手术，张军心里有些发怵，说是回去再考虑一下。回家后，害怕挨刀的他就对手术的事闭口不谈。余琳征求他的意见，他说，还是先采取保守治疗吧。
经过一段时间的牵引、吃药和按摩，张军的椎间盘病情没有丝毫好转。这以后，因为一次挪动洗衣机，张军腰椎间盘的病情又加重了，以致痛得常常晚上无法安眠。看着丈夫痛苦不堪的样子，余琳劝丈夫还是去医院把手术做了：“长痛不如短痛。手术不做，再发展下去恐怕更麻烦。”
手术失误
2003年2月，在余琳的陪伴下，张军来到那家医院实施了椎间盘髓核摘除手术。手术下来，夫妻俩都如释重负，对手术后的生活充满期待。谁知道手术之后的一个多月，张军的椎间盘病情依旧，而且疼痛的面积似乎比手术前更大了，腰部也比手术前更加软弱无力，有时上楼梯都痛得要扶着扶手才上得去。对身体感到很恼火的他忍不住埋怨妻子：“唉，我说不想做手术，你非要让我做，这一刀挨了下来，我反而比过去更恼火了。”
面对丈夫的埋怨，余琳提出让丈夫到住家附近的一家医院进行术后检查。检查结果出来，让夫妻俩先是大为震惊，继而气愤不已：那位主刀医生在手术中稀里糊涂地下错了刀，那一刀没有切在该切的四五椎间盘上，而是刀口偏了半寸———切在了张军的三四椎间盘上，并使神经呈现受损反应。这种严重错位的手术，自然无法使张军的椎间盘病情有丝毫改变。
拿着这家医院的检查结果，夫妻二人找到为张军做检查和手术的那家医院，医院方面在证实情况后万分尴尬，一再表示道歉，并在对当事医生进行处罚的同时，提出免费为张军重新进行一次补救手术，使病情得到最大程度的诊治。无奈之下，张军只好于2003年4月再次来到为他做手术的那家医院，心情复杂地进行了第二次手术。
遗憾的是，虽然院方对这起补救手术做得很仔细，但由于第一次手术无法补救的过失，手术下来，连续挨了两刀的张军病情非但无法逆转，反而变得更严重了。那天早上余琳一起床，就听丈夫急切地说：“老婆，你帮我看看，我的脚怎么了？”原来，丈夫的右脚明显感到了僵直，夫妇俩一阵忙乱，赶快上医院找医生，又是打针又是服药，可一切努力都是“瞎子点灯———白费蜡”。渐渐地，张军的右脚几乎不能行走了，再后来，连解小便都觉得有些困难了。
更让夫妇俩沮丧和恐惧的是，张军的性欲也逐渐“退化”。没做手术那会，余琳和丈夫在性生活方面非常和谐。现在，丈夫在性事方面有心无力，常常勉强行事。
余琳猜测丈夫的“床上表现”极有可能是手术造成的，却又怕说出来造成他的心理压力和自卑感，更害怕事情就真是那么回事，于是干脆采取“鸵鸟对策”，来个视若无睹。打赢官司
谁料再到后来，张军的状态更糟糕了，性能力基本消失。事到如今，余琳坚信丈夫的“不行”就是手术后遗症引发的，平时喜欢阅读各种医书和医学杂志的她多少也懂得一点医学常识，她分析，丈夫的性趣变化一定和首次椎间盘髓核摘除的手术过失有关。在夫妻性生活被长期阻断后，夫妻俩一致决定，不再自欺欺人，马上就手术的情况做个鉴定检查。
2004年9月16日，夫妻俩直接找到有关专业机构对张军的病情进行了诊断鉴定。鉴定报告显示，椎间盘髓核摘除手术的过失导致张军右足全肌瘫、轻度排尿障碍和严重性功能障碍，鉴定结果为六级伤残。拿到这份鉴定报告，夫妇俩痛苦不堪。几天后，张军找到为他做手术的医院，经过反复交涉和谈判，张军与医院最终达成解决协议，由院方对这次手术过失一次性赔付15万元。
虽然丈夫得到了理所当然的赔付，但医疗过失造成的后果使余琳和丈夫的性生活基本丧失。这给余琳带来巨大的、漫长的精神痛苦。
2006年2月，在向律师咨询了有关法律知识后，义无返顾的余琳将医院告上了成都市锦江区法院，起诉书称，医院的医疗过失行为不仅造成丈夫张军性功能丧失，同时侵害了妻子的正当性权利，使她的精神遭受极大痛苦，要求医院赔偿精神抚慰金7.2万元。锦江区法院受理了这起全国罕见的妇女维权官司。
在法庭上，双方舌战不休。作为被告方的医院提出，对张军的手术失误，医院方面已经给予了一次性15万元的赔偿，这件手术过失至此也就解决了。余琳再次提出上诉，法庭应不予支持。况且，余琳并非这一案件的直接受害人，没有资格要求赔偿。而余琳则称，当初15万元的一次性赔偿，只是针对手术过失对张军身心所造成的伤害，而没有考虑到对女方身心严重损害的赔偿。她希望法庭能从人道主义的角度考虑到这一点。
经过双方的申诉与辩论，锦江区法院一审判决，余琳作为已婚妇女，与丈夫过正常的性生活是其应有的权利，此权利属于健康权范畴。由于医院的医疗过失行为造成其丈夫的性功能严重障碍，使余琳因此失去了自己的这项权利，这是医院方面医疗行为的直接后果。同时，性生活的权利对已婚妇女的重要性已无需证明。所以，法院判医院赔偿余琳精神损害抚慰金2万元。判决宣告后，医院当庭表示不服，并上诉到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2006年4月27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人身侵权纠纷作出终审判决：维持锦江区法院的判决结果，由成都市某医院赔偿余琳精神抚慰金2万元。至此，一位敢于挑战世俗的普通妇女，以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性权利，赢得了一场全国罕见的官司。
（文中当事男女均为化名）（谢绝上网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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