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抱石之女、旅日水墨画家傅益瑶，亲自撰写了此书，生动地披露了许多傅抱石的生活和创作中细节，以及一些不为外人所知的逸闻趣事。此书作为傅抱石的第一本传记，表达了傅益瑶作为女儿对父亲的一种纪念。

　　连载 我的父亲傅抱石 8月26日见报

　　父母的婚姻

　　父母婚后不久，父亲便去日本留学，留洋经费一千五百大洋，父亲留了一部分给家里作安置费，就把家丢给了母亲。母亲留在南昌教书，她对自己的能力特别有信心，也特别喜欢工作。因为母亲完全是乐观的性格，因此她无论到哪个环境，与周围的关系都特别好。有时我和母亲一起去买东西，遇到来自各个地方的售货员，母亲除了广东话，四川、湖南、上海、苏州等地的方言都听得懂，也会说，所以对方讲什么话，她就能回什么话，跟售货员的关系一下子搞得很融洽，售货员就会把最好的东西推荐给她。这时我就特别佩服母亲。

　　母亲还说过相声，用各种各样的方言说相声。侯宝林等老先生非常喜欢我母亲。我和母亲到北京去的时候，侯宝林还来看过我们，跟母亲聊天，聊着聊着，忽然就笑翻了天。母亲一辈子最喜欢的就是幽默、有趣，因此母亲对人的评价就是：这个人幽默，那个人有趣。从前客人上门，不是先打电话预约，而是直接闯门。客人闯过来了，一看到父亲在家，有的来客就不敢进来；要是我父亲不在家，客人来得反而多，因为他们跟我母亲聊天聊得特别快活。反过来，我父亲在楼上画画，除了要紧的人，他实在不太愿意放下手中的笔。有时母亲让父亲下来，说谁要见他一下，父亲就会非常懊丧地放下笔，叹一口气。到了吃饭的时候，父亲就会说，今天的事没做完，对不起这杯酒啊。由此可见父亲对工作的执著。而一旦母亲跟客人聊得高兴起来的时候，就意味着父亲有空画画了，这如同救了父亲一命。

　　母亲的性格就是这样。他们夫妻之间的关系，不是放在嘴上说我爱你，你爱我的，而是一种真正的沟通的关系。父亲和母亲也吵架，偶尔也吵得很厉害，这种情况大都是为了孩子的教育问题。父亲喝酒是越喝越认真，越喝越严肃，母亲一般不喝，偶尔也抿一口。一旦这样的情况出现，他们之间十有八九就会发生口舌，这时母亲就拎着皮包出门，说要学娜拉出走……说归说，吵归吵，两人之间绝没有猜忌、怨恨，始终有语言沟通，所以母亲不止一次跟我舅舅说，你们夫妻俩是破坏性的安静，我们是建设性的吵架，越吵越好，越吵越有深度。

　　父母的婚姻中，“恩”的因素很大。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全家在外逃难，炸弹的弹片把外婆的一只眼睛炸瞎了，另一只眼睛只能模糊地看到影子。父亲就背着外婆，带着孩子，往老家新喻辗转。后来我外公告诉父亲，郭沫若在报上登文章找你，于是全家又从新喻转往重庆。

　　抗战胜利后，全家回到南京，住在中央大学的平房里。父亲随后在上海开了一个很大规模的画展，全为巨制，卖出去很多，得了一笔钱，就想择地盖房。他选址的第一考虑，是南京城南的慧园，因为契合母亲“时慧”的名字。但终因那里没有空地，也没有空房，只得作罢，最后才听从徐悲鸿的意见，选在傅厚岗与徐悲鸿为邻。

　　父亲从来没有让母亲穷得没饭吃，甚至对母亲的情绪变化、高兴与否都很关心。母亲是父亲心里的第一人，只要一出门，就开始给母亲写信。在日本留学时，父亲差不多隔天写封信，不论什么细节，比如新居里家具的位置，比如与朋友相聚时各人的座次，等等，都会写信告诉母亲。后来，在与江苏画家作两万三千里旅行写生时，也是日日或隔日写信。当时同去的年轻画家中有一新婚者，也只写了十来封，而父亲却写了三四十封，让同行者们唏嘘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