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前，远东军事法庭中国中方大法官梅汝璈的秘书杨寿林，参与审判了二次大战中日本的战争罪犯。8月15日，记者在苏州采访了杨寿林老先生的遗孀———孙美成老人。孙美成老人通过泛黄的照片以及资料向记者讲述了她的丈夫以及中国法官们在远东军事法庭中，通过艰难的审判工作，最终将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和松井石根等7名甲级战犯送上绞刑架。孙美成老人自豪地说：“我丈夫把日本战犯送上了绞刑架！”
“我丈夫把日本战犯送上了绞刑架！”
丢下新娘参与东京大审判
苏州，彩香二村，85岁的孙美成老人就住在这里。记者敲开了老人的家门。虽然已经年过八旬，孙美成老人依旧是精神矍铄，银发飘然，依稀能看到当年的美丽。一杯清茶，老人的思绪回到了60年前，与杨寿林相识、相恋的日子。
孙美成比丈夫杨寿林小12岁，两人都曾在东吴大学读过书。出生于1911年的杨寿林，自小聪明过人而且成绩优秀，年轻时在苏州城里就小有名气。高中毕业后，他考入了上海一家公司，在公司法律部工作。同时，他又到东吴大学上海法学院读书，毕业后担任了这家公司法律部主任。孙美成的父亲是原东吴大学附中校长，而杨寿林有位朋友正好是这位孙校长的学生，他觉得杨寿林各方面的条件都不错，在1946年的时候，找了个机会把他介绍给了恩师的爱女。孙美成与杨寿林一见钟情，很快定下了这门亲事。
据了解，东吴大学法学院1915年成立于上海，是当时中国在讲授中国法之外惟一系统地讲授英美法的学院，解放前中国最著名的法学院之一。 从20世纪30年代到90年代，国际法院一共有过6位中国籍法官，从顾维钧开始，一直到1997年的联合国前南国际刑事法庭法官李浩培，都是东吴法学院的教授或毕业生。东吴大学校史上最值得夸耀的一段是在1946年:东京审判采用的是英美法程序，由于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急了，最后，蒋介石点名从东吴大学要人，其结果是———中国赴远东军事法庭的法官、检察官、顾问等人，几乎全部来自该校。
这时，杨寿林已经作为中国法官梅汝璈的秘书，开始参与东京大审判。此后的日子，他们只能依靠每个星期的一次通信来缓解彼此的思念之情。1947年初，杨寿林回到了苏州与孙美成举办了婚礼。新婚后，杨寿林还要去东京国际法庭工作，当时连新房都没有布置，仅仅在苏州、上海住了一个星期，就丢下新娘一个人直赴东京。
孙美成老人从房间的橱柜里面拿出了一摞摞的照片和资料，她翻看着这些已经泛了黄的照片，思绪回到了60年前，“当时代表中国参与审判的法官是国民政府立法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梅汝璈，他的秘书原来是杨寿林在东吴大学的同学方福枢。1946年7月前后，方福枢因病不能继续工作，急需回国治疗。于是由他推荐，经梅汝璈同意，邀请杨寿林任秘书。接到梅汝璈的邀请后，杨寿林毫不犹豫地辞去工作，于1946年9月18日飞往东京。”
孙美成告诉记者，在审讯期间，她还留在国内，只能通过丈夫寄回的照片和寥寥的文字，知道丈夫在日本工作的一些情况。1947年下半年，杨寿林为孙美成办好了所有的证件，并请人陪着她来到东京。她当时是从上海乘坐飞机前往日本东京的。虽然东京刚刚经过战火，城市比较萧条，但由于是战胜国的法官，当时的盟军为他们提供了比较好的条件。他们的居住和生活条件，并不像人们揣测的那样艰苦。和他们住在一起的除了一些中国的同事外，基本上全部是外国人。
和丈夫在东京团聚后，孙美成才有机会了解丈夫当时的工作。
取证工作困难重重
孙美成告诉记者，对日本战犯的审判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国民党政府最初以为作为战胜国，审判仅是走过场，但对于采取英美诉讼程序的军事法庭，有没有证据、证据是不是有力、会不会被对方驳倒，是能否判定战犯罪名的唯一标准。中国方面的一纸名单，对于法庭远远不够的。于是中国的有关人员频繁回国，前往过去的敌占区和遭受过侵略迫害的难民中寻找人证与物证。但由于战争期间中国方面没有注意搜集和保留证据，日本方面又严守军事秘密，投降后又销毁了大量犯罪证据，让中国检察官的工作困难重重。杨寿林也积极参加了南京大屠杀的取证工作。
对27名战犯（大川昭明除外）声称无罪的抵赖，面对几十名被告律师利用“英美法”节外生枝，信口雌黄，担任过“英美法”教授的梅如璈和他的助手杨寿林、罗集谊、倪征日奥一起，在整个审判期间倾注了大量心血，做了大量的取证工作。“他每天早出晚归，总是行色匆匆的，我知道他们的取证工作进行得异常艰难。”孙美成说。
对于审判战犯的过程，杨寿林也是在审判工作全部结束后，才和妻子在闲聊中讲起，“审判战犯时，书记官一般都是坐在前排，这里距离那些罪恶滔天的战犯们最近，杨寿林在这里看到了奸诈多变、嬉皮笑脸的板垣征四郎，就是他当年策划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也看到了当年在中国指挥“杀人比赛”的松井石根在法庭的审判席上，傻呆呆地装可怜……尽管这些当年挥舞着刺刀在中华大地上肆意横行的恶魔们早就失去了以往的嚣张气焰，但有些人对于自己所犯下的罪行拒不认账。后在中国检察官所提供的材料面前，这些人才不得不低下了头。”
见证日本战犯被送上绞刑架
根据孙美成老人提供的资料，东京审判是在东京涩谷区的日本陆军省旧址进行的，当时法庭上飘扬着11个战胜国的国旗，包括中、美、苏、英、法等，而法官也来自这些国家。审讯工作从1946年5月3日开始，由检察长、美国人季楠向法庭呈递起诉状。开庭之前，先由荷枪实弹的英国宪兵将全部被告人从监狱中提出，押上军车，车窗上蒙着黑布。而当下午审理结束后，再按照原样押回监狱。
“28名被告人被指控犯有55项罪状，主要被归结为破坏和平罪、违反战争法规及违反人道罪。审理共经历两年半时间，开庭818次，受理证据4000多件，”老人说起当年丈夫杨寿林以及所有中国法官面临的巨大压力：东京大审判最后的胜利应该是属于中国，但是在法庭进入最后量刑阶段时，11国的法官发生了重大分歧。由于没有共同的量刑依据，各国法律对死刑的规定不同，有的法官本国法律已废除死刑，美国法官只注意发动太平洋战争及虐待战俘的罪犯，而没有遭受二战战祸、主张慈悲为怀的印度法官居然主张无罪释放全体战犯。
梅如璈从投票表决前的争辩态度看出，力主死刑的法官人数还不过半，严峻的形势使得他和他的助手们坐立不安，梅如璈日夜与各国法官磋谈，分别做说服工作，他与助手杨寿林等人商议决定：“若不 能严惩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土肥原贤二和松井石根两战犯，则无颜再见江东父老。”
投票日终于来到，六票对五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以一票之差的微薄多数通过了对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和松井石根等7名元凶处以绞刑的严正判决；另外21名战犯分别被判无期或有期徒刑。
无偿捐献遗体
1949年年初，杨寿林与孙美成一起回国，并在上海定居了下来。因为不习惯上海的生活，孙美成不久回到了苏州，而杨寿林则继续留在上海。解放后，杨寿林一直在上海工作，先后在东吴大学上海法学院和复旦大学教授国际法，后来又在上海外国语学院英语系任教。而孙美成一直在苏州工作，先后在苏州东吴大学附中、苏州市第十七中学等学校任教。每到寒暑假，他们一家人才能长时间相聚。杨寿林因为放心不下分居异地的妻女，不停地在上海和苏州两地来回奔波。
1986年1月，杨寿林把他当年留下的140多张关于东京大审判内容的照片赠给了中国革命博物馆。当年2月，中国革命博物馆把翻印好的照片装印成精装册回赠给杨寿林。而孙美成至今一直完好地保存着那两套记录着历史的相片册。
1988年，当时还十分健康的杨寿林就决定，将来将自己的遗体无条件地捐献给上海红十字会。1992年，杨寿林去世。
快报记者 吴明明 韩小强 安莹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