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视点】

　　8月11日，北京市海淀城管监察大队海淀分队在查抄无照商贩时，副队长李志强遭遇无照商贩崔英杰持刀暴力抗法，最终被其刺中颈部，经抢救无效殉职。

　　（《新京报》8月13日）

　　一个从湖北到广州摆摊的妇女，被四五个治安队员用钢管殴打，并遭辣椒水喷眼。（《现代快报》8月13日）

　　崔英杰、蓝仙娥事件其实是中国目前类似问题的一个缩影。从新闻中可知，崔是一个社会底层的打工者，后摆起了小摊。在不到一个月前，崔某刚刚攒钱买来一辆做买卖的三轮车被城管队员没收。而作为占道经营的小摊贩，自然也常受到城管的查处，包括多次没收工具。在这里，我们应当认真思索一下：为什么工具被一次次没收，这些小摊贩（不仅是崔）仍然不“吸取教训”，还要从自己微薄的收入中再次购买工具进行无证占道经营？回答当然是两个字：生存！

　　在生存的权利和城市的管理需要之间，显然有着一个巨大的机制断层：如何保证崔英杰们的生存权利？如何引导他们能够以不违反城市管理规定的方式生存下去？这中间，自然应当由其他相关的机制来进行回答，而不是直接由城管部门来简单地进行清理。而目前的状况，却恰恰是只有城市管理的一个个禁止条款，缺乏系统地为崔英杰们进行下面引导和保护的相关体系。于是，城管和小贩之间的矛盾变得无法调和。小贩在一次次被执法的过程中，面对自己不断出现的损失，难免产生对抗心理，“暴力抗法”也就不可避免。

　　因此，在城管和占道小贩之间，城市管理者应当有一个有效的机制，保证在一般情况下这些小贩不用违反城市管理规定下的生存问题，引导他们在正常的渠道内的生存需要。这样，就在城管和占道经营之间设立了一个缓冲地带，而不是刺刀见红、非此即彼的直接对话。目前的城管执法，受到人们最大质疑的，就是执法职责与生存权利之间的矛盾冲突，这也使得城管的执法很难得到道义上的支持。有了这样的机制，在缓和矛盾的同时，一是增强了城管对违法占道经营进行执法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二是更能得到社会道义的支持。

　　我们应当认识到，只有合理的社会联动机制的正常运行，才能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毕竟，在一个社会里，应当保护的不仅仅是管理者，只有各方利益、特别是生存的权利都得到合理的保护，才能减少“暴力执法”、“暴力抗法”的发生。

　　曾畏冰（四川 职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