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担任校董后你都做了哪些事情?
叶:我在6月赴纽约参加董事培训,7月1日已经正式上任。其实,5、6月时,我已经以校董身份参加了学校校董会,但因为当时还没有正式上任,所以只有发言权,没有决策权。作为校董的重要职责是审议学校的财务报表,我的专业经济学发挥了重要作用。
与我同时当选的新董事还有5位,他们有身家150亿美元的印度家族企业塔塔集团的掌门人拉坦·塔塔等。这些人地位显赫,但对待我都非常谦虚和蔼。
记者:作为华人留学生,你在处理事务时,会相对关照中国留学生群体吗?
叶:我认为应该把所有人当成平等的群体,接受同等的国民待遇。我认为平等对待每个群体的最好方式就是不给他特殊待遇。
记者:你认为你对康奈尔大学会有哪些独特贡献呢?
叶:我的很多提案和我在中国形成的思想有关,很多人都说我带来了新的思路。例如,康奈尔大学学生都会给老师评估,结果将会提供给管理者决策使用。但是,这个结果是否要所有学生知道?对此有很多争论。我的看法就是“不争论”,先在某个系和学院搞“特区”,来让我们看一看究竟效果如何。我个人认为,即使最后效果不是很理想,由于只是在“特区”进行,副作用不是很大。也就是说“摸着石头过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