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贪官在任时曾风光无限，而被绳之以法，一切都不复存在。那么，这些人在监狱中，做了些什么，又想些什么？还是让我们看看因犯受贿罪而入狱的广州日报社原社长兼总编辑黎元江的改造生活吧。

　　原报业统帅写稿换减刑

　　在监狱报刊编辑部，记者见到了黎元江，曾经被称为“中国报业第一人”的他，现在负责监狱报纸的采编工作。曾经统领着中国首家报业集团的黎元江，此时仔细计算着自己每个月在狱中的发稿量，这将关系到他的积分与减刑。

　　记者：你们是怎样分工的？

　　黎元江：我们编报也没什么特别的，编报就是有人负责写稿，有人负责编版。我负责一版的评论文章。

　　记者：狱方告诉我们，你是优秀通讯员，一个月发稿10.5篇。

　　黎元江：有些是两篇当一篇，所以其实不止10.5篇。

　　记者：在广州日报社，你曾经提出一个理念，就是“要让不同的读者在你的报纸里面都要找到他的兴趣点”。

　　黎元江：对，我讲过这句话，就是说我们当时版面很多，我要让不同的读者在我们的报纸上能够看到他自己喜欢的东西。

　　报社赚的钱我都能支配

　　1991年，黎元江出任广州日报社社长，之后10年内，该报发展成为拥有163万份的发行量、40亿元总资产的巨型报业集团，发行量在全国排名第二，广告收入为全国之最。不久，他被提拔为广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记者：你觉得《广州日报》的成功，你个人的功劳应占多大的比例呢？

　　黎元江：25％吧，我大胆地给自己抬高一点。就是说，我在，可以带动这个报纸前进，从这个意义上讲我的功劳是一半；我不在，报纸照样前进发展，所以我不能占一半，只能说是一半的一半。

　　记者：有人说这是垄断资源给你的机会，你同意吗？

　　黎元江：我同意一半。因为在中国，报业资源属于国家统一管理，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办报，所以从这点来讲，有一点垄断的味道，但不是完全垄断，因为还有大把报纸在跟我们竞争，同一个城市里就有《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南方都市报》……

　　记者：当时你手中的权力有多大呢？

　　黎元江：我手中的权力就是《广州日报》能赚多少钱，我就能支配多少钱。

　　记者：手上有这样大的权力，你所面临的诱惑大吗？

　　黎元江：有一点诱惑，不算太大。主要就是商业贿赂，但是一般的供应商根本接触不到我，但也有。

　　记者：都是什么样的人能够接触到你呢？大到什么程度？

　　黎元江：就是几千万美金的那些。

　　记者：你是否同意“把公共资源化为私有”的说法？

　　黎元江：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也一直在思考，就是说这些钱明明是国家的，一个人根据什么理由变成自己的，这是不合理的。国家给我们的时候只有1万元，等到我们工作了十年以后它是1000万，增长了1000倍，那么中间不会全部是我们的功劳。管理者的劳动在里头，从中得到应得的报酬是合理的，问题是方法必须合法，不合法不可取。

　　记者：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你会用哪一种方式来拿到你更合理的报酬呢？

　　黎元江：我没想好用什么方式，但是我不会做法律上不准我做的事情。我也劝大家不要去做，不要违纪违法犯罪。

　　最终是法律决定命运

　　2001年秋，一封署名“老职工”的来信引起广东省检察机关的重视。经查，黎元江在任职期间，多次收受他人贿赂共计人民币33万元、美金3万元、港币1万元。法院审理认为，黎元江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在决定征购土地、采购印刷设备及干部的人事安排中为行贿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财物，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

　　黎元江：最终不是自己决定自己命运，是法律决定命运。这是很多人应该记取的，而且现在还有很多人在等着走我这条路。我真的不希望他们这么笨，傻乎乎地走我这条路。

　　记者：你是不是有切身之痛？

　　黎元江：自己最好的时间，本来应该为党为人民为国家做事情，应该跟家人团聚在一起，应该自己保重好身体以便为党做更长时间工作，却都没有，这挺痛苦的。

　　我现在失去了自由，等出去之后已经60岁左右了。失去其他东西都可以挽回，光阴不可以挽回，其实也蛮痛心的。

　　记者：到这儿来感觉习惯吗？

　　黎元江：同样洗一件衣服，人家洗得比我干净，这个事没办法。在这里的感触可以说是一言难尽，囚牢生活给人心灵上、心理上的压力不是用语言可以表达的。

　　出狱后还想做报纸

　　黎元江的身体不太好，为了健康地迎接自由，他开始积极地锻炼身体，虽然还有漫长的刑期，他还是早早地规划好了今后的人生。有空的时候，黎元江喜欢静静地看报。几年过去了，对《广州日报》，他仍然心存一份特殊的情感。

　　记者：每年你们都有订报的机会，《广州日报》是你必订的报纸吗？

　　黎元江：是呀。

　　记者：跟你当年主办的时候风格上有差别吗？

　　黎元江：风格还是保留下来了，像这句“追求最出色的新闻”的办报理念就没有砍掉。

　　记者：看到一些熟悉名字还是会有感触吧？

　　黎元江：有些是记者，看到后都为他们的进步感到欣慰。也能看到一些报业的领导人行踪，比如他们出书，或者发表讲话文章，这样的话，心情就比较复杂。其实也有点嫉妒他们，真不错啊！

　　记者：想过出去以后吗？

　　黎元江：我觉得我做报纸还可以吧。这是我的专业，是最轻车熟路的。

　　给家人带来极大的痛苦

　　广州日报原社长狱中写新闻 曾是报业第一人

　　褪去从前身上所有的光环，穿上蓝底白条的囚服，黎元江便与其他罪犯完全一样了———这里，没有身份差别。黎元江最欣慰的时刻是每月一次的亲人会见。

　　记者：家人来探望的时候，聊得最多的话题是什么？

　　黎元江：“保重身体”“需要什么”“等你出来”，是永恒的话题。其实他们也蛮痛苦的，如果我们承认亲情无价，当你不能跟亲人在一起时，比没有饭吃没有衣服穿更痛苦。我计算了一下，我的孩子现在是初中一年级，等到将来我有机会跟他在一起吃一顿饭的时候，他已经是大学二三年级了。在他最需要我这个父亲教育、引导、感染的时候，我不能和他在一起，所以有时候我真是不希望他长大，希望他永远是13岁。我不可以想两样东西，一个不可以想《广州日报》，因为它其实也是我一心一意培植起来的；另一个就是儿子，儿子的成长历程是没有办法挽回的。

　　记者：你在里面承受精神压力和痛苦，有没有想过你的亲人在外面，可能也承受这种压力？

　　黎元江：他们其实压力比我还要大，因为我在封闭的大墙里头，可以不听、不管，他们不同啊，外面对他们歧视啊、讽刺啊，什么都有。他们在外面要有社会关系，要有社会活动，很多人可能当面不说，但可能背后说这个说那个，我很难为他们分担。

　　记者：有人把你称为“弄潮儿”，你同意这种观点么？

　　黎元江：他们可能比较习惯把改革者称为“弄潮儿”，中国第一个报业集团在我主持工作期间成立的，那是1996年，刚好今年10周年。

　　记者：在这个大潮中，你觉得自己算是被淹没了吗？

　　黎元江：在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中，驾驶一艘船，一艘比较大的船，我是船长，本来要开向胜利彼岸的，结果因为这个浪潮呢，自己有主观原因，让这个浪潮一个浪把我打下水了。我现在是在水里游泳，但是我相信有一天我还会爬上另外一艘船继续前进吧，我不会淹死的。原来那艘船继续前进，我跟不上，但将来还有一些后面的小船跟上来，我想爬上那些小船继续前行…… 据《检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