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纵论】

　　一名叫郭宝尚的男子持刀致人一死一伤后自残，被送到医院后危在旦夕。郭宝尚住院后，救治需要医药费，但嫌犯亲属说出不起，送他去医院的民警称公安部门没这项开支，民政部门认为嫌犯不在救助之列。为了挽救杀人嫌犯的生命，《河南商报》记者白润岱为其送去2000元医疗费。此举见报后，却引发各方争议。

　　（8月2日《河南商报》）

　　无论是影视剧还是文学作品中，杀人嫌犯受伤后接受治疗是常识性场景。在人们的印象中，似乎警方和医院都很积极。医院嘛，职责是救死扶伤，是否嫌犯并无附加条件；警方救治不仅是出于人道主义，更是为了取证的需要。遗憾的是，在此事件中，医院表现出了公众熟悉的那种冷漠无情，警方则是令人不解的麻木不仁。该争议的是医院、是警方，而绝非那位可爱的记者。

　　规则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救命是超越所有规则的第一要务。嫌犯在没有判刑之前依然是推定无罪，其权利义务和普通人并无二致，此为一；二是即便是犯人，其生命权依然应该得到保护。如今的这种怪现象是“嫌犯死了活该”的传统思维在作祟。医院如此，警方亦如此，逻辑上给人一种社会群体性法制淡漠和缺乏现代人权观念的印象。

　　由此而言，恰恰是记者的“越位”拯救了医院的道义形象，挽回了警方失职的后果。悲哀的是，记者确乎不应承担如此的社会责任。出现这种困扰的深层原因归根结底是公共管理部门的缺位所致，公共安全部门的懈怠，公共服务部门的冷漠，使本来明晰的社会责任混乱不清，导致公众对“作为”和“不作为”的判断失衡，这才是记者救助嫌犯引发社会争议的根本原因。 （张敬伟 江苏 公务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