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视点】

　　全国公安机关沿用多年的“指标制”，在北京已成历史。北京市公安局局长马振川接受采访时说，“过去交警罚款有指标，反扒民警抓小偷还有指标”。现在，“指标制”已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更为科学的“数据常量”考核。（7月31日《新京报》）

　　正如北京市公安局局长马振川所言：“指标制”的弊端很突出，以交警为例，全月工作量集中10天完成，有的集中在月前，有的集中在月末，给百姓造成的感觉就是“交警处心积虑，就知道罚钱”。相信正是在这样的“指标制”下，“闯红灯100多次还未被告知”的闹剧才会上演，招人痛恨的“隐身执法”才会层出不穷，如果是抓贼等执法行为，“指标制”的压力之下，更会出现某些警员为了完成任务不分青红皂白抓错人的现象。如今北京警方在全国率先废除“指标制”，可以说是为其他地方开了个好头，如果这种“自律、科学”的执法理念能在全国迅速推广开来，的确是所有老百姓之福，更是警方全面提升执法理念的一个良好契机。

　　但推广“取消罚款指标”只是我们的一个美好设想而已，现实中，我们看到的更多是“隐身执法”和为了完成罚款任务搞突击执法，这种现象的存在，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某些地方警方的执法理念尚未跟上人性化的潮流，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目前很多“罚款指标”都与警员个人乃至某一级别执法机关的切身利益相关联。我们知道，但凡牵涉到利益的改革，其难度都是可想而知的，因此，我担心利益的纠葛将成为“取消罚款指标”在全国范围内复制的最大障碍。

　　常识告诉我们，如果单靠各地警方的自觉来取消已经实行多年，甚至已经形成稳固利益链条的“罚款指标制”，不仅难如登天，而且时间也是遥遥无期。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要想让“指标制”彻底告别我们的执法过程，告别每一个有可能被“执法指标制”伤害的老百姓，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强制性的手段在执法过程中淘汰“指标制”，这需要有关部门拿出足够的勇气和决心。

　　现在，北京警方已经告诉了我们这样一种可能———告别“执法指标制”，同样可以通过其他办法来激励警员、同样可以实现良好的执法效果。北京警方的举措也给了每一个普通老百姓这样的期待：希望我所处的这个城市、这个乡村，同样能够跟北京一样告别执法“指标制”。

　　（蒋一峰 江苏 职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