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中国人的印象中，明代是一个糟糕得不能再糟糕的朝代；无论是太祖成祖的刻薄残酷，还是英宗武宗的好大喜功，以及嘉靖万历数十年不上朝的荒唐之举，直至崇祯的刚愎自用，种种荒谬，都让人不禁奇怪这个朝代的统治何以延续近三百年之久。本书帮助你解答这个困惑。

　　连载 明十七帝 7月27日见报

　　亲王势力的膨胀

　　应该说，叶伯巨提议朱元璋提早限制亲王的势力，这是有先见之明的。他上书时，诸王刚刚建立封号不久，大多尚未到自己的封国去，势力也还没有明显壮大，并且诸王的长兄朱标尚健在，皇位继承人的问题还没出现。但是，到了洪武末年，诸王屡次奉命带兵出塞，势力才渐渐壮大。特别是在太子朱标死后，年轻的皇太孙和诸位亲王之间的力量对比明显的不平衡了。

　　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正月，朱元璋命令傅友德为大将军率诸将到北平（今北京、河北地区）训练军马。但在出征漠北时，北平的军队要受燕王朱棣节制，山西的军队要受晋王节制。这次出征，燕王带兵一举收降了北元将领乃儿不花。捷报传到京师，朱元璋高兴地说：“肃清沙漠者，燕王也！”此后，燕王又屡次奉命出征，威名大震，关于“燕王扫北”的传说至今仍流传在民间。秦王、晋王、燕王和宁王诸王，正是在实际作战中得到了锻炼，壮大了力量。

　　朱元璋对亲王的管教甚严，但他的苦心教育并没能阻止亲王们的败德败行，没能阻止他们势力和欲望的恶性膨胀。在君主宗法社会，皇室成员是国家真正的主人，礼制和法律都无法有效地约束他们。亲王贵胄，手握重兵，横暴恣睢，所行多有不法。

　　一些亲王的罪行、丑行令朱元璋大为伤心，他希望朱家江山长治久安，就不希望出现不肖子孙。朱元璋命人编了一本《永鉴录》，收录了历代诸王的劣迹恶行，分赐给诸王，作为诫鉴。

　　洪武六年（1373年），朱元璋又颁布了《祖训录》，在治国、齐家、修身等各方面，对亲王提出了全面的要求。

　　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保存的《太祖皇帝钦录》中，透露了不少诸王的情况。这本书记载，朱元璋指责秦王犯下的荒淫逸乐、妄兴土木、阉割幼男、苦害宫人、滥杀无辜等罪行。秦王的死，则是由于他虐待宫人，被宫人在一份樱桃煎内下毒所致。所以，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秦王死时，朱元璋在谥文中称秦王“不良于德”，在给他的谥号中用了一个带有贬意的“愍”字。至于其他亲王，也是无所不为：周王，曾夺生员已定之亲；齐王，擅将民间女子抢入王宫，不满意的打死，烧成灰送出外来；鲁王，将民间和军家的小孩纳入宫中，阉为宦者……总之，这些亲王们的劣迹数不胜数。

　　诸王的恶劣表现，不能不让朱元璋重新考虑当年叶伯巨上书所说的话，他也曾与臣下讨论汉朝七国之乱的原因。

　　朱元璋将《祖训录》作为皇室成员必须遵守的大法一再修改，为诸王提出行为规范和准则。

　　秦王死于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三月，晋王病死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三月。这时候，燕王已经成为在活着的各亲王中最年长的亲王，而且颇为骁悍，因此，朱元璋对他很不放心。朱元璋临终时，嘱咐皇太孙朱允炆：“燕王不可忽。”又对他十分宠爱的驸马都尉梅殷说：“敢有违天者，汝其为朕伐之。”朱元璋在遗诏中，还明确规定了对诸王的限制，以防止可能出现的动乱。他规定：在全国居丧时，诸王各于本国哭临，不必赴京；中外官军、戍守官员，不得擅离信地，只许遣人至京；王国所在文武衙门军士，今后一律听从朝廷节制，唯各自的护卫官军，诸王才有权自处分；亲王没有接到命令不得来京师；亲王所在地的文武机构和军队，由朝廷控制，亲王无权指挥。

　　但这些规定似乎并不能约束亲王中的野心家。朱元璋一命归天后，亲王与皇帝之间的争战如同箭在弦上，一触即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