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发言】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教授近日说，“诺贝尔文学奖其实没有那么重要”、“中国人不应该把中国文学作品翻译成外文”。

　　（7月21日《南方都市报》）

　　在我看来，诸如“诺贝尔文学奖其实没有那么重要”的所谓惊人之语，一点都不惊人，因为马悦然早就有过类似的表态，我倒是更愿意把马悦然无意中说出的一句话当作惊人之语。“中国首先要想办法把农民问题解决好。”

　　一个外国的文学奖评委满怀赤子之心，对我国农民现状感同身受，让人感佩。试问，我们的文坛大腕们有没有类似的心理悸动呢？文学创作不能悬在空中，应与大地衔接；不能仅仅盯着脐下三寸，应关注国脉民瘼；不能一味歌德，应体味底层人的痛感。农民现状是绝佳的创作题材，但有多少作家去感知？ 马悦然说，他现在每个月至少会收到中国作家15封信，“给我寄稿子，要我给他们弄一个诺贝尔文学奖……”我很想知道这些作家姓甚名谁？还想知道写信的作家中有几个写了农民？

　　在这样一个发展黄金期和矛盾凸显期交融的时代，谁能忍心漠视农民的多艰？遗憾的是，当今许多作家已被商业俘虏，被金钱收买，围着奖项转，“只为卿狂”。日前，曾有媒体组织了关于当代文学是否道义缺席的系列讨论。窃以为，这是无须求证的伪命题。某些文人的自我作践，某些作家的自甘堕落，文学的“风尘仆仆”，已是不争的事实。诚如学者丁东所说：“既然用了纳税人的钱，公民就有权要求文学期刊对公共事务和公共利益有所关心，在涉及社会正义、公民权利方面，说一点真话，不要一味回避，一味沉默。”期刊如此，作家何尝不该如此？

　　（秦淮川 江苏 职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