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笔者得知，军事教学故事片《地雷战》中石雷发明者的原型在南充，姓高名祯云，今年86岁。为什么这么多年来，英雄的事迹一直没有被提及和引起人们的关注呢？于是，笔者前往南充市金鱼岭红军院邻近的锦绣花园内采访了高祯云老人。高祯云老人讲述了自己半个多世纪的经历———

　　为打鬼子四处投军

　　1920年5月，我出生在山东省平度县（现为平度市）高家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上过两年私塾后，因为家里无力承担学费而辍学。

　　1937年，日本鬼子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1938年2月，鬼子将战火“燃烧”到了我所在的平度县，他们滥杀无辜的兽行也就随之而来：宿召村的范春福被鬼子用刺刀活活刺死；洼子村的33名群众被鬼子用毒气毒死……此外，为了取乐，鬼子还经常开车对公路沿途的村庄、树林、牲畜等随意开枪扫射或者炮击，碰上有人在田地里劳动，他们就把人家当作枪靶子打，比赛射击枪法。

　　同胞被鬼子疯狂杀戮的惨案，以及鬼子在我的家乡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让我感到震惊与愤怒，我发誓要报仇。可是，要打鬼子，到哪里投军？跟随谁打？用什么打？怎么打呢？我开始苦苦寻找打击侵略者的组织。

　　铁雷太少鬼子不够吃

　　1938年，我经人介绍找到了地下党组织。当时组织上考虑我年轻，缺乏与敌人斗争的经验，便安排我给八路军送信和送报纸。送报过程中，我掌握了一些防御鬼子进犯的方法，很快组织上就交给了我另外一项重要任务：侦察鬼子的行动，保护村子，保护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一个村能否在鬼子的炮火中保存下来，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能否得到有效保护，最为关键的是要及时掌握鬼子的动向，随时做好撤退和转移工作。因此，侦察鬼子的活动情况，揣摩鬼子的意图显得尤为重要。为了做好这一工作，我按照组织上的安排组织民兵在山头站岗放哨，侦察“匪情”，一旦发现鬼子有进村的迹象，就通知各个山头站岗的民兵通过铁喇叭或者放倒山头的信号树向村里的群众报警。为了避免撤退过程中造成损失，我还要组织群众在自家房前挖上一个两米多深的坑，以便将衣被、粮食、蔬菜等吃、穿、用的东西掩埋在里面，让鬼子扫荡扑空。同时，我还要根据大泽山的地形、地貌给各个村的民兵组织分工。像哪个村的群众要躲进哪个山头，山里要准备哪些应急物资，各个村之间如何联络，如何劝说个别对日本鬼子抱有侥幸心理的群众舍家避险等等，这些工作一样都不能马虎。

　　当时，我们还击鬼子的武器是用做防御的铁雷，由于军用物资紧张，铁雷的供应十分有限，我们每月最多能领回两次，每次的数量一般在6枚左右。这样少的铁雷要痛击鬼子是非常不现实的。

　　撤退途中想到石雷

　　1942年我被组织上委任为平度县天柱区武装部长，负责全区的军事指挥工作。

　　一天，鬼子进村扫荡，我带领民兵撤退进大泽山。由于大泽山山高路险，易守难攻，所以那次如果有充足的铁雷的话，我们完全可以充分利用大泽山的险要地势将鬼子一举歼灭。可是，我们手中的铁雷还不足6枚，如果引爆的话，不仅炸不了几个鬼子，而且还会暴露转移上山的大批群众。因此，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那些“铁西瓜”我们是不能轻易使用的。那次，我十分无奈地撤退了。撤退时，大泽山中随处可见的石头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想，铁雷杀伤力强是因为它内装火药，外表坚硬的缘故。大泽山中有那么多的硬石头，能不能把它们制造成具有杀伤力的地雷呢？思虑再三，我决定用石头试验。

　　那次，鬼子扫荡撤退后，我组织山上的群众安全返回了家。回到村里，我的心思始终都在如何制造石雷上。我去河边挑回了一个状如西瓜的大卵石，将它放平，然后在它上面挖凿了一个50厘米深的窟窿，然后再照着铁雷的结构在里面安上炸药、雷管和引线等等。就这样，花费了一天工夫，我制造出了一枚想象中的石雷。为了试验那样的石雷能否炸死鬼子，我将它扔进河里，然后躲在暗处拉动引线……随着一声闷响，河里水花四溅，波浪翻滚，水柱冲天，石雷引爆所产生的强大震撼力让我激动不已。

　　试验成功后，我便组织民兵从河边和大泽山中挑选回硬度高、外观呈球形或椭圆形的石头，然后组织有经验的石匠在那些西瓜状的石头上打凿窟窿，然后放进炸药杵实，再放进雷管，根据需要设置踏发、绊发、拉发等发火引爆装置，最后敷上泥巴。制造这样一个石雷，一个成年劳动力一天最多能制造3枚，如果要提高生产技术，改装子母雷、连环雷的话，每天最多能生产两枚。

　　制造好了石雷，我组织民兵采取投放耗子药的办法在大树下、庭院里、小河边等鬼子可能去掠夺的地方都安放了各种引爆方式的石雷，并做好标记，以免它们伤着自己人。

　　后来，在鬼子扫荡时，我们的石雷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其中在1943年4月的那一次，我们炸死鬼子10多个，炸伤50多个。

　　据说后来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军事教学故事片《地雷战》时，将那次战斗艺术地导演为影片中最为激烈的战斗场面。

　　还有一次，在此起彼伏的爆炸声中，浓浓的硝烟让鬼子迷失了方向，石雷炸死、炸伤，加上他们的互相践踏，大约有100多人死伤。

　　英雄埋名事迹尘封

　　1945年，日本鬼子被赶出了中国的土地，我们像送走瘟神一样奔走相告，相互传递着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1946年，胶东军分区出版的《千千万万民兵英雄传》丛书以《大泽山上的爆炸英雄》为题，介绍了我的事迹。1948年8月，在胶东英雄大会上，我和大泽山区的19名爆炸大王被评为“民兵英雄”，许世友将军还亲自为我颁发了勋章。

　　抗日战争结束后，我参加了济南战役、潍坊战役、淮海战役。在那些战役中，我的任务主要是组织民工为解放军搬运粮食。搬运过程中，尽管遭到空中飞机的袭击与地面上的阻击，但是我凭借与鬼子做斗争的丰富经验一次又一次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并先后荣获一个集体二等功和两个个人二等功。

　　1949年，我被组织上安排到南京市学习。在一次学习会上，邓小平同志动员参会人员到西南地区工作。就这样，学习结束后，我被安排到了当时的广安县（现为广安市）担任市区代区长。1956年，组织上安排我担任广安县委副书记一职，于1983年退休。

　　1959年、1970年，1983年后，我曾三次回山东老家探亲，三次参加了民兵队战友的聚会。每次聚会，我们的话题都没有离开过日本鬼子的凶残，惨无人道，以及当年让鬼子闻风丧胆的石雷……

　　去年7月，山东青岛电视台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根据《千千万万民兵英雄传》丛书策划了胶东半岛抗日英雄的系列报道。他们几经周折，通过我在山东平度市公安局工作的侄儿高建奇找到了我。